中新社北京7月7日电 题：中美两国该如何限制而非激化大国冲突？
——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梁亚滨
中新社记者 朱方芳
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了视频通话。本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美关系走向备受关注。
不久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曾说，当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处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关口，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中美两国能否维持战略理性，限制而非激化大国冲突并达成合作？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梁亚滨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当前全球疫情、俄乌冲突、经济困局中，世界期待中美合作助推世界尽快走出当前困境。但美国一些人士的言论和行为，似乎将中美关系推向相反的方向。您如何看待？
梁亚滨：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美国对华定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从敌人逐渐变成合作者和利益攸关方，再到现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变化过程中有很多因素，既包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包括中美两国各自意识形态和战略自信的变动。
当下，面对中国实力上的崛起及意识形态上的强化，美国产生了战略焦虑。在美国看来，这种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别和潜在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愿意继续与中国维持合作的一个潜在前提是：因为赢得冷战而高度战略自信的美国有能力通过接触政策改变中国。现在，这个自信没有了，因此开始对华转向战略竞争。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美关系一定会走向冲突。中美两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果是无法想象，也是无法承受的。历史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双方都很清楚。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能否维持真正的战略理性，能否时刻不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和煽动，从最纯粹的现实主义出发，谨慎、冷静地处理两国关系出现的一切问题，维持战略稳定。
中新社记者：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期间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否标志着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已基本成型？
梁亚滨：“印太战略”最早由特朗普政府提出，并有一定进展，例如四边安全对话(QUAD)下四国同时参加的常态化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在后勤、情报等诸多领域合作。
拜登政府上台后总体上继承了“印太战略”的构想，并且在另外两个角度持续发力。一是修复大西洋两岸的“传统友谊”，团结盟友，在国际范围内重申和构建美国的领导力。二是填补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空白。
IPEF有四个支柱：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互联经济的重点在于数字经济，它与清洁经济都被认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因此美国要主导该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韧性经济的重点是供应链，重建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以更好地预测和防止供应链中断，特别是在关键矿物资源方面。公平经济则基本继承了特朗普在经贸领域的话语，反对无原则的自由贸易，而是要在国际贸易中加上诸多政治条件，包括税收、反洗钱、反贿赂等制度和信息交换。这四个支柱具有明显排挤中国产业的意味：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清洁经济领域具有较大优势，而在产业链和公平贸易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的竞争。
与过去经贸协议以更高层次的市场开放和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为吸引力不同，IPEF以重建供应链和渲染意识形态对抗作为撬动全球经贸格局的杠杆。一方面，致力于构建排挤中国的国际供给链，推动二战后第四次产业大转移，削弱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创造财富和实现技术进步的能力。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由，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为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进行辩护，进而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脱钩。
从这个角度来看，IPEF确实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基本成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提出的“投资、结盟和竞争”的新三分法？您认为中国处理对美政策的基调是什么？两者对比有何不同？
梁亚滨：投资是指美国要投资自己，提升竞争力。冷战期间，美国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比曾占到GDP2%，现在只有1%。因此，美国本届政府试图通过加大投资来重振国家实力。结盟则是美国传统的外交手段，盟友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力量的倍增力。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破坏了与盟友的关系，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拜登政府甫一上台就格外重视修复与盟友和伙伴国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难以孤立和打压中国，结盟是对华竞争的重要手段和支撑。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基本都是明牌，比拼的是战略智慧、战略耐心和战略动员能力。
中美关系的好坏是互动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来看，搞好中美关系对解决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问题非常重要，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国对美政策应该致力于保持双方的战略稳定，保持外交转圜空间，避免走上全面对抗的道路。
中美两国目前对对方政策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在投资国内方面，两国是一致的。任何政策的实施前提都是具备相应实力。其次，中国采取不结盟政策，是与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不同点。不结盟的初衷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与任何国家为敌，本质上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第三，中国目前依然在寻求与美国实现战略稳定和经贸合作。简单来说，美国致力于分裂世界，拉帮结伙对华展开竞争，而中国则致力于团结世界，尽最大诚意来实现合作和共同发展。
中新社记者：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台海问题依然是中美博弈的焦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表示，台湾问题不能成为中美关系中心。您认为，应如何规避台海风险？
梁亚滨：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没有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妥协，中美不会建交，这也是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花费了8年之久才达成建交谈判的原因。在当时中国的认知中，台湾问题所代表的利益在中美关系中占据非常高的比重。
经四十多年发展，台湾问题依然重要，依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在两岸关系现状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显然有更重要的利益，需要跟美国博弈，包括维持核战略稳定、正常的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与交往等。
如果有一天两岸关系现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源自台湾当局，还是美国政府，中国都不得不采取坚决的措施。
对中美关系来说，台湾问题意味着哪一方更有战略智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战略竞争的前途和结果。中美规避台海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该问题的敏感度，保持战略定力。相信历史和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中新社记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此前提醒，美想对华脱钩极不现实。《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伊维尔撰文表示，世界需要的是去限制而非激化大国冲突。威尔逊中心报告指出，美中携手可促进气候变化、疫情、贫富、科技不公等问题的全球努力。您如何评论这些观点？
梁亚滨：这些观点都很对，但问题是如何做。以气候变化为例，拜登政府不但没有向中国转移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技术和资金，甚至试图削弱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特别是IPEF提出重建排挤中国的国际供给链。科技脱钩已经在路上，美国正一批又一批地把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和金融制裁名单。
中美两国必须限制大国冲突，在该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发动一场热战或冷战，都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是明确的。因此，两国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施来规避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避免恶化成冲突。如同打牌，双方要规定规则或形成默契，同时避免掀桌子。这些事情将是未来两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完)
受访者简介：
梁亚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东北亚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战略走向”。目前出版专著《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合著两部《新时代的大国战略》和《国际政治格局转变中的能源与气候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新闻评论近百篇。2009-2010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一年。曾在意大利、德国、以色列、韩国等多个国家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