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华盛顿7月13日电 题：中国音乐如何走进西方世界？

——专访旅美指挥家蔡金冬

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近些年来，随着中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国音乐逐渐走入美国观众的视野。2018年，在美国顶级音乐学院之一的巴德学院开设了西方世界的首个中国民乐项目。西方听众对中国音乐接受度如何？如何推动中国音乐在西方世界发展？巴德学院美中音乐研习院院长、著名指挥家蔡金冬近日在华盛顿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西方音乐界知名的指挥家，可否谈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是什么动力让您远赴重洋走上学习西方音乐的道路？

蔡金冬：我的音乐生涯已经有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好像一个大回旋，从中国音乐开始，然后进入西方音乐，最后又开始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国音乐。我在20世纪60年代意外接触了小提琴，后来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对我影响很大的是1979年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中国访问。我在现场观看演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来自音乐的强烈震撼。从那时起，我决定做一名指挥，而当时学习指挥需要到西方去。

我的发展十分幸运，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指挥突然生病，我作为指挥助理有机会登上纽约林肯中心的舞台，指挥演出莫扎特的歌剧《扎伊德》，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我的表现给出很高评价。这件事让我变得自信。作为艺术家在不同生活阶段，这种精神支持非常重要，自信直接影响着音乐发展道路。

中新社记者：对普通听众而言，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有很大不同。您如何看待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其中是否有共通之处？

蔡金冬：我认为音乐是相通的。作为情绪抒发，音乐不需要任何语言解释。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确实有一些区别。中国音乐更注重音乐和大自然的关系，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国音乐几乎没有无标题音乐，且总是和音乐以外的山、水、文学或者美术联系在一起。中国音乐的特点经常是用音乐讲故事。

西方音乐更注重音乐和个人的联系，更加自我。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音乐性格，不希望用音乐以外的东西加入音乐叙述，所以有无标题音乐，如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降B大调交响曲等。但我认为，虽然作曲家不希望把音乐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但任何作曲家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所以音乐无论如何都会反映社会或个人对社会的认知。

进入21世纪以后，很多东西方音乐混合到一起。现在西方作曲家很少再写d小调协奏曲，总会加有一个标题，只用音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叙述。而中国音乐受到西方音乐影响，在和声、结构上更加丰满。两种音乐都在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在靠近。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西方人对中国音乐的认知和接受度？在过去几十年是否有所提高？

蔡金冬：以前西方对中国音乐的了解非常浅薄。西方音乐过去200年到300年间在世界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亚洲、中国经济发展，西方对中国文化开始更有兴趣。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培养了非常多享誉西方音乐界的优秀艺术家，使得西方人开始思考原因，开始揣摩在中国社会中音乐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我来美国30多年，见证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中国音乐印象的变化。这个突飞猛进的过程很有意思。我刚来时，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琵琶、二胡，完全不了解中国音乐，而现在琵琶协奏曲、二胡协奏曲已经非常普遍。美国主要大城市的交响乐团每年都会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还有很多中国主题相关的音乐节。美国人对中国音乐的了解通过这些会不断加深。也许一开始听着不习惯，但是习惯了以后会发现它的独特性。只要演奏水平高、音乐够纯真，观众就能感受到。任何音乐、艺术形式，如果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一定有它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

中新社记者：您致力于推动中国音乐在西方发展，包括在巴德学院开设中国民乐专业项目等。这些项目为推动中国音乐在美国传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让中国音乐更好走进西方？

蔡金冬：我们在巴德学院建立了美中音乐研习院，宗旨是希望把中国音乐带到西方，同时与西方音乐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1927年，蔡元培和肖友梅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学院，吸引了当时中国喜欢西方音乐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西方音乐重要人物，包括李德伦、贺绿汀、冼星海等。今天，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开设了西方世界首个可以将学习中国乐器作为专业、获得学位的项目。这实际上相当于反过来，将中国音乐放到西方社会中。我希望巴德能成为中国音乐在西方世界发展的基地，使美国、西方对中国音乐有兴趣的人慢慢加入。

目前，已经有美国学生在这里学习中国民乐，包括琵琶、二胡等。琵琶、二胡等是中国乐器，但不能说它们只是中国乐器。它们是表现音乐的器具，任何人都可以用它们表现自己的音乐。西方乐团也是这样向前发展的，莫扎特曾将单簧管加入其乐队，贝多芬更是第一次把长号放到交响乐之中。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乐器逐渐可以成为交响乐队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界涌现出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包括作曲家、演奏家等。在您看来，这些东方面孔的出现会对西方古典音乐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蔡金冬：过去30年间，中国音乐家为世界古典音乐贡献了很多新鲜血液。中国演奏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对西方音乐的诠释。他们会把中国人本身的性格、文化、教育背景渗入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诠释中。钢琴家傅聪曾说，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帮助他分析、理解肖邦的作品，可以有不同层次、想象不到的效果。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乐谱上的东西并不是音乐，只有把乐谱变成声音才是音乐。不论是100年前还是今天的音乐家都是看着同样的乐谱演奏，但是100年前和今天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演出是一模一样的。音乐是活生生的艺术形式，它永远在再生，而中国音乐家的加入，会使这个再生、创造有新的层次。

此外，过去30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卓越的作曲家，如谭盾、周龙、陈怡等。就21世纪的作曲家和作品而言，中国作曲家已不再边缘，而是成为世界古典音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音乐是文化的载体，您认为音乐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蔡金冬：音乐是国际语言，是人们对声音的感受，不管什么文化背景，都能感受到同样的情绪。爱、难过，这些都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里体现。音乐是联系人们的重要手段，通过中西方音乐的互相影响，可以增进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了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过去被边缘化的音乐也开始被了解，艺术界都在经历这样的变化，而艺术的沟通会使世界变得更加融合。(完)

受访者简介：

蔡金冬，1956年生于北京，20世纪80年代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在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辛辛那提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院长，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艺术总监、巴德学院音乐与艺术教授。此前曾多年任斯坦福大学音乐表演教授。30多年来，蔡金冬已经成为西方音乐界最有影响的中国指挥家之一，曾三次获得美国作家和作曲家协会的现代音乐奖，并执棒多个美国著名交响乐团和大部分中国顶级交响乐团。他与夫人 Sheila Melvin 共同著作的《红色狂想曲 – 西方音乐在中国》和《贝多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关注。蔡金冬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音乐及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是中国音乐在西方和世界范围传播的先驱和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