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傅莹著《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炼”成新闻发言人

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大的记者会是在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时，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经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翻译的作用很关键，无论讲话人说得多么完整和富有深意，如果翻译说不清楚，就难以达到沟通的目的。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翻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进入状态，我大约提前40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重要的记者会做翻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陕西厅在举行记者会的大厅旁边，空荡荡的，好像特别冷，我感到心慌，手心发凉。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眼睛炯炯有神，快步走进来。

“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这个时刻，怎么还在纠结自己的紧张，毕竟我只是做翻译，而此刻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我感到自责，需要尽快摆脱那种折磨人的紧张情绪，突然想到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种缓解大脑和心理紧张的办法是让肌肉紧张和活跃起来。于是，我跑到盥洗室，原地跳了50下，很快气喘吁吁、浑身发热，而激烈运动所导致的心跳加速，好像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回到接待厅，钱外长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看着我跑出跑进，宽慰地笑笑。他的平静很快感染了我，我的内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尽可能地腾空自己的头脑，准备迎接记者会丰富内容的涌入。

记者会开始了，我跟随钱外长走上主席台，内心平静，不再紧张。钱外长语速比较快，用词精炼简洁。英文语法结构完整，对于翻译来说，短句子处理起来难度更大，往往不容易组织起完整的句式结构。现场如何准确把握他讲的话，包括把他想传递的含义和态度及时反映出来，对我真是不小的挑战。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力求理解他的意图，抓住答问的重点和含义，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整个进程还算流畅。当人处于注意高度集中的状态时，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记者会就结束了。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接触，至今印象深刻。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场面，我都会努力把持住自己，驱赶走各种杂乱念头，保持内心的平静，专注于该做的事情。这个经验让我在日后接受采访或者做新闻发布时受益无穷。

我在外交生涯中崇拜的“第一人”是周恩来总理。我主要是从历史和档案中了解了他的理念和外交技巧，深受教益。第二位就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了，他于我而言是一位既严厉但又充满关怀的领导和老师。我曾经有两年主要是给钱外长做翻译，他的含而不露、专注、坚定和宽忍，对我影响很大。

1990年底我离开翻译岗位，转做亚洲方向的外交工作，仍有许多机会随同钱外长参加多边会议和外交谈判，这些经历让我学到许多。比如，遇到外交难题时，如何判断利益的优先顺序，如何争取更多更好的结果，如何敢于舍弃以实现共赢；再比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不卑不亢，有自尊也尊重对手，最终赢取对方的尊重和信任。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钱外长考虑问题总是先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定位，再决定每个外交处置的策略和手段，让大方向的坚定性和具体处理上的灵活性达到完美结合。在与工作人员相处时，他总是态度平和，话不多却充满鼓励，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温暖。他能让每个人都拥有被信任和被倚重的感觉，调动起每个人强烈的责任感。同时给予大家充分的空间，去创造性地完成好自己的任务，让大家有获得感。

钱其琛外长也是外交部的第一任发言人，正是在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建立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办的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开启了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化建设。1983年的4月2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

“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在这之后开始实施的。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涛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首任新闻发言人。6月4日他与政协发言人一起，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由此，“两会”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制度延续至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发言人先后经历了曾涛、姚广、周觉、曾建徽、姜恩柱和李肇星六任。这六位老前辈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或者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为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几位还是我很熟悉和尊敬的外交部老领导，他们在记者会上思维敏捷、从容对答，让我从心底仰望。我从未想过，若干年后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继任者。但人生的奇妙可能就在于它总是让人始料未及，也正因为无法预见会遇到什么，任何学习和知识的积累都不会是多余的，任何时候学到的东西，都会在人生的某个转角成为宝贵的财富。

单打独斗？不，我需要一个团队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看上去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地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如果有人以为一场发布会的成功是靠发言人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那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社会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急切和广泛，而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一个人很难对每个领域、每个专业都了解甚至精通。人大会议发言人是一项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这一切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工业化社会所支撑的社会治理应该是专业化的，而全球化的深入必然带动人们思维的国际化。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团队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多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烛照表象，洞幽烛微。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备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依法治国步伐加快，人大的各项工作也将步步深入，而我作为发言人，必须跟上进程。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为发布会的筹备工作探索出一条更加合理和有效的路径？

在2014年的筹备工作之时，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能够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组合。团队中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虽然多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大家对参加团队兴趣盎然、勇于拼搏，竭尽所能地投入。

这种多元化人才聚合在一起，可以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不仅相互补充，还能相互刺激和启发，产生多彩的“思想火花”。团队的讨论常常出现多种声音与多个角度的交锋，正好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多元观点和多种诉求共存的现状。这不仅能帮助我对每个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社会观点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促使我兼顾到多种利益和角度，避免偏颇。

团队的任务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筛选和梳理问题。借助前期的媒体座谈会、部委座谈会和专家与智库学者讨论会，搭车了解和熟悉情况，寻找和判断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在前期座谈会的间歇，经常找团队成员开会讨论，分析和筛选问题，以便于下阶段对发布会的准备更加聚焦、更有效率。

第二阶段是针对重点问题做调研和拟写答问要点。我会根据团队成员的专业和兴趣分配给每个人重点研究的方向，先把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结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重点，考虑如何回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一起商讨，然后分头拟写答问要点。最后，我需要把答问要点转化为自己熟悉和舒适的语言。

第三个阶段是演练。要模拟发布会的情景，由团队成员从不同角度向我提问，对我的回答进行点评和分析，挑出毛病和问题，进行修改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鼓励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他们也确实一点都不客气，尤其对反复出现的错误，会非常严厉地提出批评。经过他们的严格训练，我在发布会上就能更加自信和自如了。

几年来，大家理念相同、分工协作、配合良好，我们把这个临时队伍称为“小分队”。队员们亲如家人，相互都学习到很多，大家一起战斗、一同成长。很多次，在我感到疲惫或因困难、挫折感到气馁时，是他们给了我信心、鼓励和力量。

除了团队，我还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经常请人大机关的同事帮忙审改答问要点，请他们用“挑剔”的眼光帮助把关。每次他们都会提出很多重要的修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就是我最严厉的老师之一，她的审核被我们视为“权威质检”。曾主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李连宁也是一位法律专家。在我最初准备记者会时为我引路，并持续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这样的同事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很多意见与建议让我受益匪浅。

此外，我还会听取一些智库的意见和建议，遇到专业和难点问题时还会请教专家和学者。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不可能获得如此大量的信息和知识。有大家很棒，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我初做发言人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方面长期困扰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贫困问题得到显著的改善，另外一方面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在人大新闻发布会这样的场合，媒体所期望回应的问题，往往会涉及法治、公平、安全和环境等广泛的领域。而发布会是一个集约的平台，时间和空间都有边界。一场发布会一个多小时，只能回答十几个问题。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记者最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在每年发布会的准备过程中，我和团队时时考虑的是，怎样衔接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那些问号。

从何处着手？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前期筹备工作中根据座谈会整理出来的“问题大本”，是我和团队的基本参考。我们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出一幅“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两者结合处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以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排行榜”。这听上去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是学传媒的小廖对媒体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类和排列。

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相关性，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为什么是70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需要聚焦最重要的问题，将其搞清楚、弄明白。也无须更多，70个“问题”实际上是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所以，对我来说，认真挑选好70个问题是做准备工作的基础。选择的标准首先是公众最关心什么，同时也要考虑问题的指向，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由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来回应。

与媒体座谈时，我曾提示记者们在准备出席“两会”的发布会和记者会时，要充分考虑自己提问的情景限定。例如，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应该考虑与会议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相关性，比如最好是提涉及立法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涉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就适合在相关部委负责人记者会上或者总理记者会上问。我非常重视与媒体记者的相互熟悉和沟通，因为发布会不是发言人的“独角戏”，发言人同记者是一种共生关系，一问一答才能实现信息的良好传递。一场发布会是否能让公众觉得有收获，需要发言人和记者的共同努力，记者问得精彩，发言人言之有物，发布会才能有好的效果。

我无法“订制”记者的问题，但是会鼓励记者思考和聚焦，鼓励记者问“精彩”的问题。在我看来，好的问题应该能够呼应民众心中的关切。有的记者提问角度准确独到，问题直指要害，而且语言表达有趣，说明是对问题进行过相当透彻的研究。从这些年的经验看，平日对一些问题研究比较深的记者，在发布会上的提问都比较精彩。

我和团队根据关注度、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选择出来的70个问题大致分成三类，我们戏称为“押题”。

“一类问题”20个左右，是我们初步判断的“必答题”。其中包括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例如，2017年的一类问题包括民法总则、反腐败和监察体制改革、雾霾、国防费预算和军改、个人信息保护、校园欺凌、个税起征点，以及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事件。

“二类问题”也是20个左右，虽然没有一类那么紧迫，但已经在一定范围引起社会讨论，是我们判断有可能被问到的。比如，2017年的二类问题包括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证券法》、中美关系、朝核问题等等。

“三类问题”包括国内外媒体年年都关注的那些旧问题，属于“老顾客”，虽然我对这些问题相对比较熟悉，但也需要更新数据和信息，也要考虑一些当年出现的“新鲜事”。实际上我们考虑到的问题不仅限于此，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答问资料库，储存在电脑里，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通常在2月的中上旬“一类问题”的图景就比较清晰了。但我们仍然会关注时事新闻，查漏补缺。这时距离3月4日发布会的时间已经比较接近，不少问题相对明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焦点也比较确定。至此，就基本找到人们心中那些最主要的问号了。

找准我们的立场和角度

问题清楚了，接下来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最关键的是确立回答问题的立场。有了正确的立场，就能找到看问题的正确角度，对记者提问的回应才能切题和有效。因此，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应该从什么立场去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我们需要秉持的立场，就是总书记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立场明确了，如何具体把握呢？我用了5年时间去思考和实践，有很多体会，可以概括为三点：

1、坚持党的领导 —— 党的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就是立场。

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 民意就是立场，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努力方向。

3、坚持依法治国 —— 法治就是立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民意制定和修改法律。法律是发言人判断一切问题的角度和依据。

例如，在2014年3月4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问道：“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听到有关上访者的一些悲惨遭遇，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中国老百姓通过写信或者示威的方式，抱怨官员滥用职权，让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者使得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为什么他们只能被迫选择上访，而不能通过法院或者现行的司法体制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是否有可能取消信访制度？”

他的问题很长，听上去还有些尖锐，但确实，“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是存在的。对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场与党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国务院和“两高”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就是要切实保证让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民告官”难在哪里？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产生纠纷想诉诸法院时，普遍存在着“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行政机关不愿当被告、法院不愿受理，受理了也难以胜诉，胜诉了也难以得到执行。这就导致许多原本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不得已进入了信访渠道，当群众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没有或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时，许多人选择通过信访引起上级的重视。如此，就在有些地方形成“信访不信法”的局面。

回应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法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伊始，就将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列入了5年立法规划，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这是该法实施23年来的首次“大修”，重点就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着力解决行政诉讼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包括要求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将征地拆迁侵权纳入行政诉讼，“民告官”案可口头起诉等。此外，常委会有关机构也加大了对行政复议法的调查研究，为其修改完善做准备。

以上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场，也就是人民的立场。对我而言，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首先要确立这个立场，即人民的立场和推动解决问题的立场。其他内容就好表达了。虽然听美国人讲中国存在的问题有些刺耳，但是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西方记者介绍中国，讲我们的情况，这样做也是有益的，更何况我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记者，还有中国公众。

我回答说：

信访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制度安排，应该说这些年它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上下沟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矛盾也更加复杂。所以，我们的信访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压力或者挑战，对信访工作要进一步改善，这一点从政策上、从改革上已经提出许多改进的路径。

其中与人大关系比较大的一点，通过改革要把这些涉法涉诉的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在中国我们通称“民告官”，从法律上讲有两条途径。第一条是《行政诉讼法》，这是20多年前制定的。这部法律为百姓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当然，这20多年来可以看到这部法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从调查的结果看，比如这些年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胜诉率明显下降。另外，也确实存在行政部门不愿意当被告、法院不愿意受理的情况。群众也反映说不敢告、告也告不赢，结果就是让大量的涉法涉诉案件进入了信访的渠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修订，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排除对“民告官”各种各样的阻碍。在修法的过程中，也会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二条是《行政复议法》，这是15年前制定的。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更加便捷的救济渠道，但是从执法检查反映的情况看，作用也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比如在有的地方、在基层，人们好像没有听说过有这部法律的存在。所以，人大常委会把对这部法律的修订也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中。

我们修订这两部法律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监督行政权力，也就是我们说的“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通过这样的改进能够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更好地维护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谢谢！

半个月后，201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协调配合，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合力。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也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自2015年5月1日正式实施。我从新闻报道上看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当月受理“民告官”案件2.6万件，同比上升221%。

由此可见，无论什么问题，确立了自己的立场，实事求是，答案就容易构建，也能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但我也遇到过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在准备2016年的新闻发布会时，一个热点问题“维权律师”浮现出来，在媒体座谈会上被反复提及，直到人大新闻发布会临近仍然热度不减。事情源于2015年7月公安机关针对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涉嫌重大犯罪团伙采取的行动，该律所的9名律师和一些相关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们被指控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件和事件，扰乱社会秩序。一时间成为热点话题，国外一些媒体也趁机炒作，批评中国法治环境和人权状况，贴上打压“维权律师”的标签。

因为当时整个案件还在走司法程序，具体部门无法披露更多详细情况，这就导致一定的信息真空，社会上各种声音混杂，众说纷纭，成为我在准备新闻发布会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热点问题。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任何党政机关和个人都不得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在案件未经人民法院最终审判前，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是不能对具体案件予以置评的。然而，媒体和公众如此关注，一旦记者问到，我应该如何回应？

我决定先听一听利益攸关群体 —— 律师们的看法。我们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听他们介绍了很多情况。多年来我国的律师队伍从无到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建设、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绝大多数律师兢兢业业，依法履行职责，努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有的律师舍弃大城市的生活，长期扎根于西部地区与贫困山区，为人民群众带去法律援助。这些优秀的法律执业者是符合党的政策要求的真正“维权律师”。

也确实有个别律师和非律师人士打着“维权律师”的招牌，赚取眼球，谋取利益，有的同境外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或个人建立了联系，甚至实施犯罪活动。不应该让极少数律师的违法行为影响整个律师队伍的声誉。大家谈到，希望在执业中得到社会的理解、认可和尊重，也希望能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

我和团队开始研究和寻找回应这个问题的立场与角度。第一是要了解政策，坚守党的立场。我们党历来重视律师工作，全国律师事务所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70多家增加到2.4万家，律师由200多人发展到30万人，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律师队伍的地位和作用，对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切实加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完善律师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求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与保障性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律师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应该是我考虑回应这个问题的基本 立场。

第二是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经济生活中，人们遇到问题首先希望了解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越来越习惯找律师咨询专业意见。律师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三是要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度考虑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199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了要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要求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同时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

在201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新闻社记者在提出的问题中涉及了“维权律师”的事情。我是这样回答的：

在中国，律师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了，无论是在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在经济活动当中，如果遇到纠纷、遇到困难，大家可能首先想到找律师搞清楚，所以律师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律师成长是比较快的，大概是1979年恢复了中国的律师制度，当时全国的律师加在一起只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有大约30万人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每年增长的速度很快。

关于外界经常议论到的一些个案，我想司法部门会依法处理。我倒是想说，我认为“维权律师”的提法，我听很多人讲不是很赞同，好像要把我们的律师队伍做一个政治划分。律师首先应该是守法的模范，根据我们国家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执业要遵守宪法、遵守法律，如果律师知法违法，也要面对法律的惩处。

现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个律师队伍的健康成长，对各项法律的正确实施、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律师来讲，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也要得到保障。

这个回应中的大部分内容源于我和团队的讨论和研究。遗憾的是，临场发挥不够完美，漏讲了一句话：“根据律师法，所有律师都应是‘维权律师’，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而这句话是我们在讨论中都认为很重要和需要强调的。不过我体会，发布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发言人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表现，总会有表达不充分的时候。

2016年6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指出，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布会是“听”的艺术

做传播首先要了解你的受众。新闻发布会的受众是多元化的公众，覆盖多方面的人群，会有专注发布会重要信息并且进行解读的公务员，也会有边做家务边看电视的家庭主妇，有关心政情社情的退休干部和工人，也有载着客人收听广播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期待发言人用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语言来说清楚大家关心的事情。关注发布会的也会有学者、专家、企业家、学生等。他们希望听到一些重要的信号或者了解影响到国家、社会发展的信息。

传播的意图是通达人心。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调动起人们听的兴趣，让人能够听得懂，让人信服则是更高的境界。新闻发布会对公众来说是“听”的艺术，对发言人来说则是“说”的艺术。

我开新闻发布会，希望的是自己所传递的声音不仅能让在场的记者听得进去，而且更希望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收听广播的老百姓能听懂和接受，甚至能记住一些关键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让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受众在观看和收听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都能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若能实现，一切努力就都值得了。“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这九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实在很难，虽然是属于术的层面，但也深不见底。在构建答问要点的时候，我和团队孜孜以求的，就是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一个门槛是“听得懂”。

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最是不易。每年针对整理出来的社会热点和重点问题，我可以从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获得大量相应的情况资料。但是，这些都是通常的公文，内容庞杂，语言比较规范和严谨，有些甚至艰涩难懂。我不能用公文化、专业化、理论化的内容去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而是需要把这样的书面公文体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发布会答问要点。

怎么办？一问一答是说话。需要在确保关键信息清晰的基础上，尽量用自己的话来讲。

首先是讲话要短。在发布会上回答一个问题，控制在三分钟之内是比较恰当的，其间，差不多一分钟转换一个论点效果更好，时间再长或者内容再多，就抓不住人的注意力了。据此，团队在构建答问要点的时候，一个问题不能超过300字，分成三段式，在这个范围内打磨表述方式。

根据我在发布会上实际应用的情况，如果准备得对题，我可以在要点基础上现场发挥，一般讲到600字左右，时间能控制在四分钟之内。如果准备的要点与问题不特别对口，就需要讲更多的话来铺垫，这样就只能部分地使用准备好的要点。遇到毫无准备的问题，回应起来更容易散和啰唆。因此，一般情况下有准备的回应往往内容更加丰满，比毫无准备地现场临时组织语言来回应效果要好。

这就对答问要点的打磨提出了极高要求。有些答问内容经过专家讨论和团队的研究，已经建构得不错，甚至很精彩，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冗长，必须删掉许多内容。团队成员常常无法忍痛割爱，就相互交换，让别人下手删改。因为要短，就更要精，我们经常为了一个词或一句话反复斟酌。语言的魔力就在于，只要你用心琢磨，哪怕是一个字或词的变化，其感染力的呈现都会不同。

在发布会上回答问题需要尽量选择大白话，使用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表述。记得2013年准备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需要考虑“全口径预算决算”改革的问题，查阅了不少资料才初步弄懂。我尝试用家人做实验，拿关于这个问题的专业口径念给他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听明白。结果，他们听我念完口径后一脸茫然：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重新调整，再试，再调整，直到第四次，我丈夫一边炒菜一边听我说完，回过头来说：“嗯，这次听明白了。”他甚至可以复述一遍。

这个过程对我很有启发。我们的政策和重大改革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让人民了解和理解，才能更好地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当我面对公众的时候，首先需要说明一件事情或者一项改革与大家有什么关系。修改后的答问要点突出了公众最关心的内容，就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了：“实行全口径预算决算，简而言之，目的是要把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和决算，也就是说，要把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纳入监督，这是我们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由此可见，“怎么说”同“说什么”一样重要。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

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术”了。想要跨过这个门槛，就要真心与记者和他们背后的公众平等地交流，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沟通，大家自然就会喜欢听了。

人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听真诚的话。真诚不是形式，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是一种触摸不到却能通达人心的感觉。只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敬畏感和责任感，真诚就会融入语言，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当媒体记者有疑问的时候，说明公众有关切，这份关切往往关乎“切身利益”，比如房地产税、《证券法》；可能是“切身之感”，比如食品安全和雾霾；也有可能是“切肤之痛”，比如反家暴和妇女权益保护；甚至可能是“锥心之刺”，比如腐败、冤假错案、个人信息保护；等等。面对人们的关切，发言人需要“人同此心”，才能与大家“心同此理”，让人们接受并认可自己的回应。

让人“喜欢听”，我个人体会，还可以有一些幽默。幽默是人与人交流的润滑剂。我年少的时候，家里遭遇一些变故，处境困难，但是父母从来没有失去幽默感，总会找机会逗家人乐一把，这让我从未迷失，保持了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发现幽默感不仅可以帮助我广交朋友，也能让我在窘困中找到解救之道。

发言人难免会对记者会环境中的“不可知”因素有恐惧感，因为提问的记者拥有一定的优势，是主动方，而发言人需要靠自己的临场回应来构建结果。这种互动构成发布会的张力，很容易让人有紧张感。有时候，改变气氛最好的办法是幽默。例如，在201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记者关于雾霾的提问时，谈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压力山大”，让公众以非常形象的方式了解我们的立法者。这样的网络语言诙谐甚至俏皮，可以在发布会上营造让人放松的气氛。

但是，选择一些时髦的语言需要相当谨慎和适度。我很少现场临时想到什么说什么，讲出来的话多数是经过学习和了解的。这点要感谢团队中的年轻人和一些智库朋友，他们经常会用新鲜的观点和语言来阐发道理，让我觉得被吸引，从而容易接受他们的想法和建议。这对我非常有益。例如，2016年朝核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当中最受关注的热点。我想在回应这个问题时，对局势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有一个警示性的表述。团队有人建议用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来描绘。

我读《三体》系列几乎是不停顿地一气读完，小说贯穿始终并且最令我震撼的是对人性伟大的描绘和坚守。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有以善良为基准的人性，人可以有各种缺点，与机器人相比，人类太不完美了；与更加高等的宇宙生物相比，人类似乎也是很脆弱的。但是，地球人的人性之美是超越技术和力量的，人类绵延的价值在于人性的伟大内涵，这使人类在反复试错当中，终能找到正途。作者刘慈欣甚至把地球人类的人性推到了宇宙存在的最高境界，虽然地球最终遭到毁灭，但是人类仍然坚守住了人性。《三体》系列描绘出宇宙一种“零道德博弈”的和“黑暗森林”法则，与美朝的相互不信任和危险前景确实有一比，很适合表达我在2016年时的担忧心情。

那年的发布会上，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在提问中涉及朝核问题，我在回答中讲到中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因为这会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也威胁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希望能够治标治本，解决根本问题。讲到这里，我就采用了《三体》里面描述的“黑暗森林”来比喻，我说，“那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和信任的环境，我们不能让现实生活当中出现这种状况”，“最终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走出东北亚安全的怪圈，用安全换安全”。

听说奥巴马总统也喜欢《三体》。遗憾的是，他未能在促使美朝摆脱互不信任的困扰方面大胆迈出步子，反而任由事态滑向危险的方向。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

要想让人们记住点什么，就必须简洁并且有重点。回答每个问题都需要考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要点，这是每个答题中如同灵魂般的存在。要有几个关键句子，让人印象深刻。我和团队在讨论每一个答问时，首先商量的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商量“说什么”，要传递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以这五年我对反腐败问题的回应为例，媒体乃至公众关心的范围相当宽泛，包括反腐败未来的方向、党风廉政建设、贪腐官员的量刑，如何推进制度化建设和八项规定的长效化落实，如何解决一些官员的懒政问题，还有涉及追逃追赃和国际合作，等等。准备的时候需要面面俱到，但是在新闻发布会的有限时间里，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回答，需要抓住重点。

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度，需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加强反腐败制度化建设”，这也基本上可以涵盖媒体关注，可以把公众所关心的相关问题都纳入这个框架里面去。也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反腐败的话题，都可以顺势引向这个核心信息。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预见的成分和不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人入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交错。可预见得益于充分、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准备，而对不可预见的部分能否应对好，往往有赖于平日的积累和现场的把控。预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准备，有利于增加可预见部分，认真学习和积累则可以为应对不可预见的部分奠定基础。所以，对我而言，将重点问题的答问要点建构好，只完成了发布会准备工作的一半。若想增加可预见性，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一是牢记答问要点，二是训练据此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

此时要进入发布会准备的下半场，开始训练于我而言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要点，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要烂熟于心。目的是在面对这类提问时，能比较顺畅、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熟悉答问要点的过程很痛苦、很熬人，需要下大功夫反复强化记忆。法律问题最讲究逻辑严谨、表达清晰、意思准确，“权利”与“权力”有不同，“监察”同“检察”不一样，“期限”和“期间”要区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能混淆。例如，社会上比较关心的民法总则、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相关问题，涉及的很多内容我不熟悉，或者是知道，但是难以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一个大量密集学习的过程，要理解并且在短时间里记牢那些专业表述和法律名词，再能用自己的话说清说准，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除了反复练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时间紧，任务重，巴不得每天都能多记点，记顺点。我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练的答问提纲，再记新的答问提纲。我会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段地录在手机里，在午饭后散步的时间听，然后复述。针对个别出错率高的词汇和表述，有时下班后，我会找人少的公园，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把一些专业法律词汇一口气重复多遍，希望能训练出口腔肌肉的记忆惯性，避免在这些词汇上卡壳。这也是当年学英语时常用的强记方法。团队成员开玩笑地提醒我，每次要换一棵树，别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团队看到我很吃力，建议不要费劲地记忆那些特别拗口的法言法语，届时若被问到，照着答问要点念就好。但我还是坚持尽量多记一些，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真正记牢了，才能用自己的语言从容表达。一旦有了照稿子读的心理依赖，现场会总想着这里要照读，那里也要照念，容易陷入在电脑里不断搜寻资料的忙乱，难免会影响同公众沟通的效果。

背诵记忆的过程，也是检验和进一步打磨答问要点和表述的过程。这段时间，家人是我最好的听众和老师，他们会听我讲，提醒我哪些地方太啰唆，哪些地方表述不清楚，哪些内容“众所周知”，可以不用讲。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需要在很多无法预见的条件下掌控进程，充分利用记者提问的每一个机会，传递出大会的信息。要能够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快速思考，组织好自己的每一句话，考虑到说出去的话的影响和效果，这种能力需要通过演练来培养和练习。

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同的记者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提问，不仅问的角度不尽相同，关注的重点也会不同。我不能用事先准备好的答问要点生搬硬套地回应所有的问题，而是要通过训练来培养一种能力，即无论记者从哪种角度提问，都能把准备好的内容与记者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自然、合理地连接上，准确传递我想表达的核心信息。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进入这个阶段时，已经临近发布会了，因此需要非常专注，一般只有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会记下我的口误或者遗漏，然后逐一指正。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时常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成为将来可以使用的亮点。但有时助手也会提醒我，有的即兴发挥并不妥当，也有的破坏了逻辑结构，建议不要用。慢慢地，我的应对越来越自如了。

第三阶段是模拟演练。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一个人的能力在压力之下会受到自己紧张情绪的影响，正常的思维和表达都会受到抑制，好的情况下能发挥出70%，特别紧张的时候只能发挥50%左右。为了熟悉和适应现场的紧张感，需要提前进入角色，我会在发布会之前的最后一两天，进行模拟演练。

团队会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景，包括架设起一台摄像机，准备好我需要使用的电脑。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大家分工配合，严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进行，时间也是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一个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模拟练习，基本可以接近发布会的强度。

模拟演练帮助我适应充满紧张感的气氛，努力守住自己核心要点的轨道，减少面对镜头时的不自然感，提前释放因紧张而导致的压力情绪。最初的模拟确实出现过思维的短路或者语言表达混乱的情况，有时都把大家逗得进行不下去了，而我却完全意识不到错在哪里。发现问题和调整自己恰是模拟演练的意义所在。

团队成员会与我一起观看回放的录像，查找存在的问题。俗话说，“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里”，矫正错误是提高能力的必然路径。人的表达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不仅关乎说了什么，还在于用什么方式、神态、口吻、语气来说，甚至人的肢体语言都构成表达的一部分。例如，适度的身体语言是必要的，但是电视屏幕会放大手势的晃动感，所以一般不宜有太多的手势。眼神也很重要，它能表达出人的内心最细微的变化。因此现场与记者的眼神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需要对自己要讲的问题有非常好的把控。一个人讲话顺畅自然时，眼睛会比较稳定和有神；如果是在背词，试图在脑子里面搜寻答案，眼神会是游离和黯淡的，容易给公众一种信心不足的感觉。

经过最后严格的模拟演练，我心中有些底气了。

形象也是一种表达

作为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形象也是一种表达，而且不仅仅关乎个人。我在自己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已经认识到形象的重要性，在礼仪、服饰上从不敢大意，养成了比较规范的衣着习惯。遇到什么场合，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不仅要遵循规则和习俗，也要考虑环境因素。例如，参加隆重的礼宾活动时，尽量选择中式的衣着；出席博物馆里举行的展览开幕式时，选择有一点文化元素的服饰；如果是工作场合，就尽量穿西服套装。

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属于庄重、正式的工作场合。2013 年我第一次做发布会时，选择了一套浅灰色西服套装，显得低调而庄重。然而，发布会前一天看现场时发现，衣服颜色与背景墙上的大理石太接近了，央视导演建议我换一套。丈夫鼓励我穿一件宝蓝色的上衣，他认为适合这个场合。这件上衣的样式有些偏休闲，但是颜色周正、醒目，我搭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增加了正式感。果然，这套衣服的镜头效果还是不错的。

2014年我结识了形象设计师美朵，请她为我做参谋，她的严谨和细致让我在衣着上的形象表达更加专业。例如，2015年我为发布会选择的是铁灰色、有隐隐的藏蓝色图案的织锦面料中式外套。美朵建议采用浅灰色薄毛背心和藏蓝色西裤搭配这件衣服，而且鞋子也必须是藏蓝色的，尽量不要在衣着和服饰的搭配中出现第三种颜色。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显眼， 但是，从镜头里看，这身衣着形象呈现很强的整体感。

这些年，我在选择发布会的服装时，无论在颜色上还是式样上，一个贯彻始终的原则是：要显得柔和。用美朵的话来说，柔和的形象能帮助我化解面对尖锐提问时的紧张气氛，让人感觉亲近、平和与从容。形象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可以包括很多内容。例如，每当新闻发布厅的大门打开，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微笑。

依我多年的经验和体会，微笑在很多时候是开启沟通最简单、又最有用的小钥匙。尤其在与记者、与公众交流的时候，微笑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对此我是一点点学习和养成习惯的。记得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也不大懂得微笑的意义，尤其面对尖锐的提问时，表情比较严肃，在电视镜头里看上去会显得紧张。如果回应时再讲一些硬话，更容易让镜头背后的公众觉得有距离感，难以赢得信任。当然，微笑也要分场合和话题，不是所有时候都适合。

微笑看似简单，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到并不容易。因为现场直播的形式和不可预见性所带来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发言人需要保持思想高度集中。我常常会忘记了微笑，助手们在演练时就经常提醒我：要微笑，不要板着脸。在现场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提示我，当我坐到发布会的台子上时，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保持微笑。显示屏的角上还会有一个微笑的表情，时刻提醒。

微笑是一种亲和的力量，显示的是自信，更是一种从容。说到底，微笑是一种态度。这不仅应是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应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

来源：大外交·青年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