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3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在警示全球经济分裂态势，认为这会对各国增长前景造成重大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球化将有何走向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经济全球化当前所处的阶段和状态？
郑永年：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和1980年至2008年那段时间的经济全球化确实有很大差异。当时的经济全球化属于“超级全球化”，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这个自由程度相当高，因此创造了海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现在，由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要素流通的范围和层次都在不断下降，出现了所谓的“逆全球化”。但逆全球化不等于没有全球化，只是意味着全球化变得比较有限，是“有限的全球化”。
对这种调整，我认为不必过于悲观。第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有起伏有周期的。1875年至1914年，经济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受到沉重打击；二战结束后又开始迅猛发展，从欧美扩散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等等。但是受冷战影响，那个时期的全球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半个地球的“全球化”。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了真正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深度参与的“全球化”。所以拉长视角来看，“有限的全球化”不代表全球化的终结。
第二，目前全球化确实遇到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不平等，即一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不公，以及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创造的巨额财富被少数国家、少数人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按以前那个模式很难再走下去了，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急需进行调整，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新社记者：现在有很多机构认为，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世界可能分裂成几个不同的经济集团。您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地缘政治来说，目前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确实在刻意塑造“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世界格局，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和一个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的权力中心。随着地缘政治两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自然也会两极化，演变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当然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但趋势确实是存在的。
但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乐观的。第一，美国想复制冷战时期那种“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美国本意是想利用乌克兰危机实现欧洲国家内部的团结，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团结，现在看来都失败了。由于能源危机，欧洲现在分裂的趋势远远大于团结。再者，乌克兰危机大部分的经济后果都由欧洲国家承担，美国坐收渔利，所以欧洲和美国的团结也没有实现。
另外，美国这种两极化策略，在印太地区也不成功。作为注重独立自主决策的国家，印度一直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它在如何处理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上有自己的主张，绝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至于东盟国家，同样也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赞成“一个世界两个中心”。而没有东盟国家的配合和支持，美国要在亚洲将世界两极化，是实现不了的。
第二，中国不是苏联。过去40多年来，中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与世界经济互相挂钩、互相嵌入、互相依赖，而非当年苏联那样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而且，中国也不会像苏联搞两极争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要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是很难的。
总的来说，西方在地缘政治上搞“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经济上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很吃力，也注定会失败。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现在是处于“有限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有哪些新特征？或者说您认为全球化应该进行哪些调整以便更好推进？
郑永年：第一，“弱政府”要向“强政府”转变。欧美在全球化浪潮中之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太弱了，没有能力调节好收入分配，更好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应该强化政府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能让全球化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政府在处理收入分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的能力越强，全球化就越可持续。
第二，我想强调，不能只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而要从全球的视角去看，要看到全球化出现了新的推动力。比如中国近年来推进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能力的。按这个路径走下去的话，发展中国家会成为全球化新的主角，全球化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您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应该怎么做，让全球化得到更好推进？
郑永年：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包容性，致力于共同发展。如果你自己发展得很好，但其他国家发展不起来，这个世界将是不稳定的。只有让多数国家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好，全球化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需要进一步切实扩大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让全球资本持续流入，就会使那些要塑造“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与中国“脱钩”的企图无法实现。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您认为这对解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有何意义？
郑永年：我认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做到物质、人与制度这三大层面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只有推进全方位的、均衡的，而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方式来应对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例如，美国正是因为没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催生出了民粹主义。全球化也正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严重，才急需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方案是有全球性意义的，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如果中国的道路能够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专家简介：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