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题：古文字学如何“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作者 陈伟武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

　　12月20日，“汉语盘点2022”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稳”“党的二十大”“战”“俄乌冲突”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浓缩时代精神，描绘世界万象。古文字则从历史的维度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厚重。

　　人们通常所说的“古文字学”，本来应叫“古汉字学”，是指研究秦代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的学问，旁及部分带有篆隶特点的西汉早期(汉武帝以前)的文字资料。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都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独立形成的古代文明之一。考古学家对文明的定义虽有差异，但几乎都强调“文字”是文明起源必不可少的因素。

　　汉字的产生，是关系到中华文明发生的大问题，研究汉字起源，也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古文字学者责无旁贷，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郭沫若、于省吾、唐兰、饶宗颐、李孝定、高明、汪宁生、李学勤、裘锡圭、曾宪通、张光裕等先生都曾专文探讨过汉字的起源问题。

　　古史传说中仓颉(亦作苍颉)创造了汉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为华夏人文的始祖，其时代据文献记载距今约四千五六百年。《吕氏春秋·君守》记载：“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篇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人看来，汉字的产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汉字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

　　人类在迈入文明门槛之前，走过了漫漫的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现代考古发现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符号当是原始汉字的萌芽。至少在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时期汉字就已诞生，距今四千多年，相当于《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面有毛笔朱书的“文”字和疑似的“尧”字。山东邹平丁公陶文，整片五行十一字，笔法娴熟，排列章法讲究。虽释读尚有歧见，但大都承认其作为原始汉字的性质。多个符号连写，说明陶文与汉语中的语词发生联系，记录了一定的语义和语音。

　　文字是上古语言和历史的固化形式，可以传之异时异地，无远弗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商代晚期之物，已是系统性很强的成熟汉字。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构形系统属于“意音文字”，且与时俱进，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根脉。中国自古五方杂处，民族众多，既有汉语“雅言”，又有众多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汉字就成了不同方言区的人群和少数民族民众最有效的媒介，具有维系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要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去古愈远，知古愈难，古文字记载的史料于后来者而言就益显重要。

　　先秦考古遗址、遗迹、遗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有字，一类无字。古文字记录的出土文献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古文字的考释和解读，认识这些文献的文化内涵，就成了古文字学的核心任务。假若字认错了，由此推导出来的历史人物、年代、事件和地域等，都可能凌空蹈虚而出错。可以说，古文字学是研究中华民族早期思想、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学等历史文化的钥匙。

　　中国早期文明夏商周三代古史的重建，无疑要仰赖出土古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或可与传世文献相证合，如殷墟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印证；西周青铜器遂公盨记载大禹治水的故事；战国子弹库楚帛书有伏羲女娲的创世神话，等等。还有许多古文字材料不见于传世文献，如曾侯乙墓编钟、编磬标音铭和乐律铭的出土与解读，让人们知道其时十二律的旋宫转调，对战国早期中国乐律学所达到的高度有了新认识。许多简帛佚籍遗篇足以填补载籍的空白，如清华简长篇史书《系年》共有138枚简，记述西周之初至战国前期的历史，可以补正《春秋》经传和《史记》的许多不足。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号称“五经”，是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核心经典，但“五经”的传世本在汉代以后的传播过程中受到许多干扰，平添不少讹误。出土古文字材料中有这些典籍的不同写本，保存了目前可见的最早本真面目，对认识经典原貌价值非凡，古文字学者成了“清道夫”，正好为解读这些经典的出土本扫除障碍。再如上博简《从政》、清华简《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等篇章，专门阐述治国理政的原理和措施，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若从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算起，中国古文字学至今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已有甲骨文字研究、青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秦汉文字研究等四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最为热门的方向，也是许慎肇其端，而二十世纪以来王国维、李学勤和何琳仪等学者在其理论建设上各有建树。战国文字品类繁多，述作如林，成果汗牛充栋。

　　为从总体上反映战国文字考释的历史面貌和现状，曾宪通老师和笔者共同主编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原是赵诚先生2002年提出的命题，由曾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03年立项，2007年结项)扩展而成，中山大学老中青三代学人二十余人历经十五年辛勤耕耘始克蒇事，2017—201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集释》凡一千余万字，全面著录战国文字的所有字头，每个字头之下收录代表性形体，依时代先后排序，注明出处，以字系词，集录诸家考释意见之后酌加按断。此书是继《甲骨文字诂林》《金文诂林》等大型工具书之后，对战国文字考释成果进行系统整理的集成性著作，能为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帮助。

　　目前信息发达，古文字原始材料著录、古文字释文、考释文献的分类、古文字单字索引等都需要数字化，海内外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建有各种各样的古文字数据库，对古文字研究帮助甚大。例如，战国文字考释成果浩如烟海，大数据技术如何赋能考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国文字诂林及数据库建设”于2017年正式立项，且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合作，正在《集释》基础上向前推进。《诂林》著录的每个战国文字，只要有学者曾经考释过，皆予以标注，而每篇考释战国文字的文献，在数据库中都概括为提要，以“字释综览”的形式与电子化的单篇文献一一关联对应。读者可以通过前端某一字头之下的标注而快捷查到考释意见的种种相关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将不断地实施动态更新。2021年范常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国文字研究大数据云平台建设”正式立项，可视为前一项目的扩展工程，相信这两个大项目的最后完成，一定能为古文字学界和相关人文学科对战国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提供有力助益，也能为社会大众带来更多服务。

　　在世界五大古文字体系中，古埃及圣书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和中美洲玛雅文字，连同它们所依存的文明一起消亡，而只有古老的中国汉字源远流长，独具魅力，由之衍生出来的中国诗词曲、书法、楹联、酒令、谜语等艺术形式，被饶宗颐先生称为“汉字树”。汉字树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国外的“中国学”是从介绍和研究中国经籍开始的。“中国学”遍布全世界，早已不再局限于中国邻近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字文化圈”。不过，目前中国古文字研究在国外不是特别活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达慕思大学的艾兰、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顾史考、日本东京大学的大西克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麦里筱等学者，成就较为突出。未来加强中国古文字学界同国外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对于宣传中华早期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精华，都大有裨益。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汉语是联合国日常工作语言。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符号系统，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力越来越强大，居高声自远，水涨船高，汉字借船出海，是增进中国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作用也越来越大，未来必将在全球更加大放异彩。最近数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我们坚信，“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古文字学一定会大有作为，辉煌可期。(完)

　　作者简介：

　　陈伟武，1962年生。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国文字诂林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澳门汉字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学术集刊《古文字论坛》主编。

　　 著有《简帛兵学文献探论》《愈愚斋磨牙集：古文字与汉语史研究丛稿》《愈愚斋磨牙二集：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丛稿》，与曾宪通教授共同主编《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在《中国语文》《古文字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论著获评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