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3月27日电 题：西方如何更好读懂中国？
——专访瑞士伯尔尼艺术学院名誉教授贝亚特·施耐德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瑞士伯尔尼艺术学院名誉教授贝亚特·施耐德(Beat Schneider)新著《从非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看中国走向现代的长征之路》近期出版。该书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解码中国发展，并揭示了西方对华错误认知成因。
“欧洲中心主义”是否为普遍现象？为何说中国和平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贝亚特·施耐德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以上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近期出版的新书《从非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看中国走向现代的长征之路》受到关注。为何会想到写这本书？
施耐德：大约四十年来，我一直以文化史学家的身份研究古代和现代中国。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与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不匹配令人担忧。包括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西方对华认知水平过低；而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更多——这就是所谓“认知不对称”。这促使我写了这本关于中国的书，借此为促进(西方)了解中国作一点贡献。
中新社记者：本书研讨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施耐德：在本书中，我探讨的主要问题有：为什么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它的文化是怎样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实现反殖民解放并崛起为经济大国？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梦”？关于人权、数字监管和新冠防疫政策，西方的指控合理吗？中国和西方，谁在威胁谁？美国的侵略有可能导致热战吗？
以上问题均从非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作出解答。这些答案基于历史事实、观察、批判性科学理论，并基于1000多个来源。
比如书中指出，新冠疫情暴发后，基于此前传染病经验，中国政府采取了“动态清零”政策。西方有声音指责，中国成功控制新冠危机的方式伤害了人权。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亲历者们则反馈道，中国采取措施的程度丝毫未超过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封城时的措施。但中国的举措与他国相比更具一致性，技术上更加成熟，更具纪律性。如“禁止外出”期间，拥有数百万居民的整个城区严格与外界隔离，同时由一个庞大组织系统来给予照顾，供应物资。
中新社记者：西方对华认知为何总是与真相存在偏差？
施耐德：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西方霸权和帝国主义的傲慢，欧洲中心主义，即西方的殖民主义视角；再者，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加之目前西方对中国的抨击，使交流渠道受阻。
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越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就越尖锐。美国的霸权和侵略政策不能容忍自己之外的任何其他强大力量。对西方来说，只有“非此即彼”，没有“不仅而且”，互利合作对美国精英来说是个外来词。
中国有“不仅而且”的文化：不仅向现代化发展，而且要保留传统；不仅要解放生产力，也要国家管控；不仅要有竞争，而且要有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不仅要创新，而且要监督。这种“不仅而且”成为新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同时成为中国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这让中国释放出难以置信的经济和社会活力，这种活力让西方惊奇不已。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在西方的错误形象是被故意造成的。这主要是宣传的结果。很明显，西方谋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和霸权政治权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所以，西方媒体也不想提供有关中国的客观信息。西方对中国认知甚少，是操纵西方人民的基础，所以恐吓战术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在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方面成就斐然，还在外交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目前中国发起的全球安全倡议(GSI)是一项强大而现实的和平倡议，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
此外，我的书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书籍引发的积极反响也显示出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长。这些书从事实出发，是客观的。比如，有人认为，我的书给出的判断清晰而平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应对西方大量反华宣传的政治类写实作品。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欧洲中心主义”？这是普遍现象吗？
施耐德：“欧洲中心主义”是指根据欧洲制定的价值观和规范、从欧洲视角考量和评估欧洲以外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这种西方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看法被认为是普遍的。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扩张主义体系，它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基督教一神论及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不仅在欧洲，且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盛行，这也适用于北美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现象也可被称为“西方中心主义”。
中新社记者：西方是否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会对其构成挑战？您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
施耐德：对西方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巨大挑战。诚如我的书名，中国已经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在历史上，中国曾是经济、创新和文化强国，如今中国又回到这种状态。凭借实力，中国的影响力对全球所有“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这一点在联合国层面也有体现，中国及其伙伴的影响力已经上升。
我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迄今为止，中国——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吸收了西方许多现代性元素，但自身没有被西化。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希望中国通过向西方资本开放适应西方，即通过贸易来转变。事实表明，这种希望不会实现。中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开放的压力。
国家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融合的现代化。与自由主义教条相对，在中国，国家可以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国家产业政策可以非常有创造性。中国自身文化自信与从西方吸收的知识、能力和资本相结合，赋予中国社会特殊的生命力。这相较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是巨大优势。
其实直到20世纪，现代化还是一种源自西方并由西方主导的现象。在西方现代化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主要朝一个方向流动，即从西方流向他者。过去几十年，中国也从中受益。不过在此期间，很多人都相信，中国未来不在于模仿西方，而是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正使西方认识到，现代化不只有西方模式，西方现代化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化”的时代。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中国和平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
施耐德：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中断，可以称中国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在其五千年文明史中，总的来看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特别与19世纪的欧洲殖民列强及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受世界主义的影响，即中文的“天下”。这一概念是说，天空下的万物属于所有人，强调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文明和谐及其凝聚力。“天下”不仅凝聚中国的不同族群，也影响邻国——它们不是被压迫者，也不是依附者，而是与中国“共处同一天下。”
中国有“不仅而且”的文化。长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善于处理矛盾。他们被教育要控制情绪，忍受极端和矛盾，彼此和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双赢局面。概括来说——也许有偏见——中国人通常比西方人更镇定、更有耐心，同时也更机敏、适应性更强。
古代儒家哲学和合作传统也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对中国而言，不仅有中国，而且有美国。尽管中美制度不同，但两者可以并存，合作，共同为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中国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条和平、包容、稳定发展的道路，这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西方如何才能更好读懂中国？媒体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方面应发挥何种建设性作用？
施耐德：只有西方媒体最终停止选择性报道，即当美国开始接受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时，中国不被正确理解的情况才会改变。这可能还需要时间。在此之前，美国的侵略性可能还会增加。但从长远来看，我有信心。因为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尤其科技方面如此强大，人们将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很多人对我这本书感兴趣也证明了这一点。就中国而言，应继续耐心发展软实力。基于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我认为中国有必要的耐心，因为中国习惯于在大时间范围内思考和计划。
要说增进理解，应再次提到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可以被翻译成所有国家的语言，做好摘要，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良好的评论分发给所有媒体，并在感兴趣的机构组织讲座和会议。这一主张和平的倡议也将促进(西方)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完)
受访者简介：
贝亚特・施耐德(Beat Schneider)，生于1946年，瑞士伯尔尼艺术学院(HKB)名誉教授，致力于以社会历史为导向的文化和艺术史研究。著有大量文化、艺术和设计历史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包括《平衡文化–古代中国艺术简史》，及在线发表的论文《中国不一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