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3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特在何处？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作者 崔白露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有各自特点，彼此存在种种差别。通过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及其传统，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各有特点。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同西方现代化历程相比，主要有何异同？

　　何中华：回眸历史，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探索，可谓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的重心实现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依次更替。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这个过程，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

　　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有各自特点，彼此存在种种差别，英、法、德等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也不同。

　　作为东方大国，中国带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打上了独特烙印。例如，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中国并未像西欧各国那样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走了一条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通过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当然，马克思当年的设想，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必须移植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前后两个“30年”。如果说前一个“30年”完成的主要是“跨越”，那么后一个“30年”完成的则主要是“移植”。只有它们相互补充，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跨越。

　　另外，中国特有的文化及其传统，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不像西方现代化那样靠殖民掠夺取得成功，而是走了一条和平发展、内源性增长的道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下为公”的观念，没有殖民传统。正如钱穆先生所述，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称作“帝国”，否则就是一种误用。几千年来，中国的版图并没有扩大；而西方殖民统治者在20世纪初就已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这无疑是一个鲜明对比。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的是自身固有的和平力量。历史上如此，未来同样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

　　何中华：我认为大致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源自西方、波及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使中国陷入这种“从属”地位，沦为被动挨打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一方面暗示了历史上曾经的巅峰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近代以来的落伍。实现这一愿景，无法回避对现代化的选择。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不难发现中国的这种“从属”性，是由中国社会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落伍”和“滞后”造成的。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彻底摆脱这种被动的“宾格”角色，只有通过现代化。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若要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只能凭借自身现代化，融入世界民族之林。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既包括整个社会的转型，也包括人本身的全面现代化，如人的智力和体力，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乃至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文化的复兴。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政治和狭义的文化亦即精神层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增强硬实力。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难以大幅提升。经过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不仅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并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存在。文化软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有赖于硬实力的支撑。

　　中新社记者：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唯物史观观之，如何理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何中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正是它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就在于前者比后者释放和创造出更大的物质生产力，为人的历史解放奠定坚实基础。要实现这一点，具体路径在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古老传统文化，使现代化获得了“民族形式”。这一内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昭示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它所建构的是异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具备特有优势，熔铸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在于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所包含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不仅蕴含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定性，还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国获得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一种免疫性预防机制。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有助于当代人改造现代技术，矫正其戡天役物的取向，在技术层面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最大限度地规避环境危机带来的生存困境。再如，中国古代的“以义制利”理念，也有利于遏制人在利益追求中陷入无度和贪婪，从而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重建社会信任提供助益，如此等等。

　　中新社记者：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各民族各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经验，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吗？

　　何中华：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依旧是一个不可遏止和逆转的历史趋势。作为马克思当年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之结果，全球化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塑造着当今时代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尽管存在所谓“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潮流，但它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化的格局；文化观念层面上所谓“后现代”思潮，对人的实际生存层面尚未构成实质影响。

　　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带有某种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譬如，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和平发展而非“零和博弈”式的剥夺来实现的，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和定位彼此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如何由“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已成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紧迫问题，也是考验当代人类智慧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在一定意义上，“后发展”既是劣势又是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滞后使其不可避免地要忍受落后带来的困扰，如发达国家的重重“挤兑”、生态环境压力的格外增强、发展机会的日趋匮乏、因“补课”和追赶带来的“落后的焦虑”等。但如果辩证地看，危机也是契机。在积极意义方面，后发展国家有机会借鉴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汲取其经验教训，可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转移历史的代价来实现现代化，所以只能在一个给定的、极其逼仄而苛刻的条件下实现。在这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某种参考和启迪。(完)

　　受访者简介：

　　何中华，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