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济南9月21日电 题：东西方印信文化如何互鉴？
——专访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
作者 李明芮
“印，信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而印信作为从古至今的一种仪式化凭信，凝聚着中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
中国印信出现于何时？具有哪些鲜明特征？东西方印信载体及背后蕴含的诚信文化、契约精神又有何异同？近日，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印信出现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范正红：《论语》中提到“民无信不立”。立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体现和秩序保障，在中国尤为如此。
作为凭信表达的重要方式，承诺、履约的表现手段，印信在中国历史上备受重视。中国印信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公众今天所能见到最早的玺印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当时的玺印无论是形态还是规制，都已较为完备。从殷商时期的玺印成熟状态看，可以推测，在此之前玺印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中国的主要书写载体可以用“书之竹帛”来概括，承载文字最主要的方式是简册，而以印信钤盖封泥封缄简册的手段，更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和智慧。
战国时期印信的称谓沿用殷商时期，被称为“玺”，成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履行诚信和行使权力的有效手段，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繁荣的状态。
秦朝建立，皇帝所用印信依然称作玺，其它印信的名称则有所改变，如大臣及民众所用印信有了新名字，“印”。
汉代完善典章制度时，在官印方面也订立了一套新制度，不仅有等级之分，质地、钮制、绶色等都有明显区别。在名称上，汉朝还有了“章”“印章”“印信”等新称谓。
约在魏晋之后，作为汉字的载体，纸张逐渐替代了简册。钤盖印信也从封泥改为蘸色钤于纸上，这在印信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开启了印信的新时代。从隋代开始，官印还开启了官署印的新体系。官署印与官职印并行，成为隋唐以来印信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
唐代印信还增加了“宝”的称谓。《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天后(武则天)恶玺字，改为宝。”自此之后，“玺”“宝”两种称谓并用，明清两代也称“宝”。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至明清印信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就其称谓来讲，有“朱记”“记”“合同”“契”“押”等。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印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守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推崇的良好风尚，其于印信的使用过程中表现尤为充分。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印信有哪些鲜明特征？
范正红：印信在中国传统称谓中，通常被称为“玺印”或“印章”，其出现正是社会建立诚信价值体系的需要，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高度时的产物。
在中国，印信具有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文字作为主体内容、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早期的印信主要用于钤盖封泥，以钤盖泥块封缄简册的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此外，在印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其使用的范畴属性，大概可以将其分为官印和私印两大类。
南北朝之前，印信通常是在捆扎书信或物品之后钤盖封泥来表明归属、允诺，并起到防伪作用。当时的印信大都可随身佩戴，用以表明身份、职位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印在行政中是权力的象征。官印同时体现承诺效力和政令效力。印信广泛应用于政令时，其效力就显得非常强大。但印信的效力越强大，在使用中就越慎重、严格，所以中国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相应的加密措施。例如有时在一个封泥上钤盖多个印章才产生效力；有时则有三合玺、二合玺，多人各执其一，合并后方能起作用。
隋唐以来，印信还广泛使用于票据、文书、合同、艺术创作中，成为社会生活中更为广泛而不可缺少的凭信之物。公众所熟知的最早纸币“交子”，其最核心的凭信元素即是钤盖于其上的印信。
中国印信在使用功能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形成了一门传统的艺术——篆刻。篆刻是刻印章的艺术，博大精深，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艺术之一。
综上，中国因各个时代、文化、审美因素和制作手段的不同，也使印信应时、应需产生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新社记者：西方印信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范正红：世界上的早期印章主要发源于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集中体现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流域。
就公众所能见到的印的实物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在4000年到5000年前就有“模印”或“压捺印”器具。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及古巴比伦时期还出现了“滚筒印”。古埃及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了“滚筒印”，随后还出现了“圣甲虫印”。在同一时期的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印具。古希腊在公元前2000年至1200年间的印具，往往以戒指形态较多。古罗马延续了这种形式，同时采用滚筒式印章。
但上述印章的内涵与印信尚有一定区别，还不能完全等同。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的印信载体有何异同？背后蕴含的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存在哪些异同点？
范正红：由于文化和地域差异，东西方印信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存在差异。
就载体材料而言，古印度、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等多以石制为主，中国则以铜质为印信的主流材料。
就印信的表现形式而言，西方印信的表现以叙事性为主，印面构图多突出表述性，还有相当多的滚筒印形式。除印的凭信功能外，往往还被视作有护身符一类的巫术功能。
中国印信虽也有肖形或图案，但以文字为主导，文字内容与凭信功能的匹配密不可分，中国的印信功能也更加直接、严肃，在用于“执政者信”的官方凭信中更加凸显效力。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印信意涵中表现的诚信价值不但是对一件事的承诺，还包含一定的文化背景。诚信本身是具有人格意义和社会公德内涵的体现。契约精神则是西方社会文明的主流精神之一，核心在于对某种指向性的约定“信守”，信守是相互平等的前提下双方共同完成协约，体现坚守承诺和执着的态度。
“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都是中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财富。二者是以“信”为核心，具备相互融合的先天优势。就具体方式来讲，一方面理论架构上两者能不断寻求和谐互通；另一方面二者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寻找合适的融通方式，比如印信就是一种很好的介质。
“诚信”和“信守”的意涵虽然有别，但共同之处在于，都以讲“信”为核心。所以诚信文化与契约精神是完全可以融通的，可以用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人类的共“信”。(完)
受访者简介：
范正红，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理事，山东印社社长，山东书协副主席，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