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旧金山9月21日电 题：要认识中国，需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专访美国知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艾朗诺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从19岁跟随白先勇先生学习中文算起，美国知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前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艾朗诺(Ronald Egan)与中国文化的情缘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是否有必要向大众化靠拢？中西方文化之间有何相通之处？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艾朗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经历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进入汉学研究领域的契机是什么？
艾朗诺：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必须选一门外语课程。我最初是对中文这门语言感兴趣，后来非常偶然地碰到白先勇老师。我本来想念英语系，他看到我对中文感兴趣，就一直鼓励我“改行”念中文。白先勇老师送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还会趁周末请我到家中一起读几首其中的唐诗，这本书可能是我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他对中文非常感兴趣，还把李白的几首很出名的诗翻译成英文。庞德并不是汉学家，但他是诗人，那些诗翻译得非常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庞德的文章很流行，很多人就是受其影响才进入汉学研究领域。
中新社记者：虽然最初是对唐诗感兴趣，但您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先秦文学，写了有关《左传》的论文，后来又先后将研究重点放在北宋文学以及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上。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转变？
艾朗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慢慢感觉到，应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早期经典有一定了解。当时我认为不管之后要研究唐、宋还是明清等其他时期的文学，对《左传》的了解都会成为基础。就好比如果你想学习西方文学，就必须先熟悉古代希腊文以及拉丁文文献。
博士毕业后，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文言文。我发现宋代文言文比先秦时期简单得多，词汇也更接近现代中文，学生更容易接受，于是我就转变了研究对象。后来我又偶然翻译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原因是我在哈佛的老师方志彤一直要我注意钱钟书的文学研究。
中新社记者：在您年轻的时候，美国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文化盛行。与此同时，您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些文化在您的思想体系里发生过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艾朗诺：虽然我从来没有想成为“嬉皮士”，但与此有关的思潮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在1967年前后，当时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上一代非常推崇的一些人物、思想、伦理、价值观和制度等都持有怀疑、失望的态度。另外，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也比较特殊，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多半非常反对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多关注西方以外的文化、思想和传统？
在探索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发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激发出我继续研究中国文化的动力。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慢慢感觉到两种文化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尤其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理想等方面。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受过教育的男性有成为“君子”的要求。其实“君子”和以前英国的“绅士”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把儒家思想里关于“君子”的特质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解释一下，他们会很容易发现这跟他们关于“绅士”的理想有相似之处。
中新社记者：您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一书中从“接受史”的角度研究李清照，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这本著作中则提出了“焦虑史”的概念。这些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东西方学界在方法论上是否有明显区别？
艾朗诺：有时候人们很容易把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国内的国学或古代文学研究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我的这两本书就受到过中国学者的影响。例如，在我研究李清照之前，就已有前人发现自清代以来，大家对李清照的认识是不确切的。这影响到我对李清照的看法，我认为应该重新思考、书写这位女词人，于是就有了“接受史”视角下的李清照。
“美的焦虑”的概念也许是我提出得比较早。从北宋士大夫的作品中能很容易看出他们有“焦虑”的感受。这些人一方面爱好美的东西，同时又觉得这个爱好本身有问题，他们对美的东西持有矛盾的态度。另外，美国汉学界的一些传统观点我并不认同。比如，一些学者对宋代的研究一直很重视礼学，而我们文学研究者认为，把礼学当作宋代文化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失之偏颇。为了纠正我认为的偏见，我写了研究宋代人对美的态度的书。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仅仅审视西方学术界，我们也不能把西方汉学界当成一个统一的对象去看。西方汉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高校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各有传统，我们也会有不同见解，并彼此撰写书评。
因为教育背景不同，中西方学术界在方法论方面差异更大。但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中国有某些研究方法，西方有另外一些研究方法。首先，很多美国汉学家是在中国出生、上大学，后来又到美国念研究生、博士并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这促使中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接近。其次，西方汉学家都会读中国国内学者的文章，中国的大学现在也比较关注西方的汉学研究，中西方学术界的互相影响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西方汉学家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现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艾朗诺：因为不在中国生活，且母语不是中文，我们这些西方汉学家当然有劣势。但正因为身在中国以外，我们可以从外面看中国的文化传统。跟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学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摆脱比较保守的观点。比如说黄盛璋在20世纪50年代写了关于李清照的书，他比我更早摆脱那些对李清照比较传统的看法。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受到很多资深学者的激烈批评。这些年长的学者不愿意再去思考，不愿意去重塑已经很成熟的观念。在西方，汉学是相对小众的学科，发表一种新颖的观点，其他学者通常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大概三四十年前，有些美国汉学家专门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很多问题、误解以及不公平的结论随之出现。后来我们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努力不再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想法和偏见来研究汉学。40多年前，研究中东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说，西方学界对中东的研究都有这样一种偏见，他们以为自己比中东学者更了解中东文化。我们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也很注意这本书。
中新社记者：在写书过程中，您的目标受众是哪些人？汉学研究有必要向大众化靠拢吗？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艾朗诺：西方汉学家的书一方面是写给对中国文化了解非常少的普通西方读者，让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更丰富一些。但写这类书对汉学家的要求比较低，我们自己也不会满足于此。中国国内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学术成绩已经非常高，西方汉学家当然也希望能作出贡献。我们希望自己写的每一本书都能吸引普通读者和汉学研究者两个人群的兴趣，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会想象它的主要读者是其中哪个群体。
今天的中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也非常值得尊敬。我当然希望美国人先了解一些现代中国的情况。但如果说只以现在的北京、上海代表中国最优秀的一面，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文化如此丰富，要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就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多一些了解，这也是我写书的目的之一，我们系里做东亚研究的学者都有类似的想法。
多数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通常对现代的事情感兴趣，所以我不能骗自己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会有多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作出一点贡献，就可以让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加丰富。(完)
受访者简介：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年出生，美国知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他1976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孔子学院汉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