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丨葛兆光: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镜子”去认识中国?

  中新社上海9月25日电 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镜子”去认识中国?

  ——专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

  作者 李鹏 樊中华

  我们应如何评价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中国和世界为什么仍需彼此了解,才能共筑文明、“按照同一个节拍跳舞”?

  近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在作题为《古代中国的世界知识:从15-17世纪三幅地图说起》的演讲之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视频:【东西问】葛兆光: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镜子”去认识中国?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专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一直以来,学界对古代中国是封闭还是开放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葛兆光:“封闭”和“开放”两个词都太简单,过去都认为中国很封闭,但近来像耶鲁大学的芮乐伟·韩森却写一本书,专门说15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帝国”。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用这两个极端的概念来理解古代中国。其实,和东西方所有的文明一样,最初人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想象世界的。古代中国认为天下就是九州(华夏)及其周边,以自己所在的地方为天下和文明的中心,大地呈“回”字形逐级扩散,越向外便越荒芜,文明的等级也越低。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与“夷狄”相对的“中国”概念,有了中国的天下观念。

  这也使人们认为古代中国是封闭的。但事实上,远早于大航海时代,古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就已经很丰富。比如,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收藏有一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是1402年由朝鲜人依据两幅元代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拼绘而成。这一地图上有现在的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标识出了几百个地名,甚至绘出了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基本精确的阿拉伯半岛形状、汇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幅地图上还标识了欧洲的城市,像罗马和巴黎。可是,三年后的1405年,郑和才首次下西洋。再过80多年后,葡萄牙人迪亚士才绕过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有学者说,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没有完整地画出过倒锥形的非洲地图。这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九州华夏或中国周边。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收藏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据学者考证,《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呈现的地理知识,可能是由蒙元时代回回(阿拉伯/波斯)人带入中国的。《元史》里面记载,早在1267年,波斯人札马鲁丁就曾给元朝皇帝制造过木质地球仪,后来又绘制过大地图,可见,那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世界知识。不仅如此,大约绘制于16世纪嘉靖年间的《蒙古山水地图》(也作《丝路山水地图》)则记载了从嘉峪关向西,经过中亚、西亚一路到麦加(天方)的各个地方,怀疑它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朝圣的路线;而绘制于17世纪初即明万历年间的“塞尔登中国地图”,出自中国商人之手,则清晰描绘了以南海为中心的东部亚洲海域,以及从泉州出发到东海南海各地的6条航线,最远标志到达印度古里。这两幅地图其实就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后获得的知识。

《蒙古山水地图》(嘉峪关局部)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古代中国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对应的,却是“天下中央”的传统观念曾顽强延绵数千年。因此,知识丰富并不意味着观念开放。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帝国,文化传统很强,除佛教带来的“半次”冲击之外,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外部文明挑战,因此总是极具自信,而华夏文明的系统性、成熟性极高,这使它始终是“在传统内变”,即总是自我调整,难以“在传统外变”,也就是从体到用,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人类都是以自身为中心认识世界的,那么东西方的“自我中心观”及其表现有何不同?

  葛兆光: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宗教史家伊利亚德曾说,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是人直立行走后出现的重要特征。如果体现在看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其实在初期都差不多。欧洲早期的TO地图,其实也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看待欧亚非世界的。古代中国也一样,认为中国在中心,四边是蛮夷戎狄。因此,基于古代华夏的成熟文明和强大自信,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也是一个“文明”,古代中国的一些人觉得应“以夏变夷”,就是用文明去同化异邦,因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分野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不断变动。

  可是大航海之后,与古代文明通过陆地扩散不同,近代崛起的西方新帝国往往是通过海洋征服世界的,十五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是荷兰、英国,不断经由海洋、港口、岛屿,由传教士、商人、殖民者等掠夺资源、传播宗教,并且推行政治制度。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哥伦布雕像。图/视觉中国

  其实,一直到现代,即便全球化已经十分深入,在很多场合,东西方各自的“自我中心”世界观仍然在起作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很多睿智的预见,但他认为未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会联手,与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明产生冲突,这就站在西方中心立场上了。而我们有些人也会很不自觉地表露华夏文明的自我优越感。在全球多个文明并存的状态下,如何守护各自的独特文化,建立共同的普遍的文明?我觉得,东西方“自我中心”的世界观,都需进行革新。

  中新社记者:所以您认为,只要改变观念,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是必然的?

  葛兆光:我们还是回到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文明的核心是宗教,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信奉各自唯一的最高神,都有绝对性、神圣性,因而冲突不可避免。但我们想说,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历史上是儒家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三教其乐融融,都在皇权之下,政主教辅,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历史现象。所以,如果从宗教角度看,“文明冲突”的说法是需要修正的。

2013年12月,香港举行冬至祭祖典礼,儒释道各界及各地民众共同祭拜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张宇 摄

  亨廷顿还有一个忽略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区分“文化”与“文明”,这也是当下人们常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借用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说法,文化是民族的、特殊的、多样的,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信和自豪,认为自己的文化非常优秀,但不能说谁的文化更高。而文明应是在一套共享的规则下,大家是一样的,平等交往、互相尊重,而不是随心所欲。文明是大家要按照同一个节拍来跳舞,也可说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都不情愿被束缚,但它是使大家不会互相踩脚的一套规则。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甚至每一个人,都要和其他国家、民族和人打交道,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没有文明就会冲突,但是遵守文明规则,就可以避免冲突。

  所以,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其实是不同文化的冲突。如果能够在一个共同规则下,各自保持自己的文化并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不就可以避免很多冲突了吗?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出要“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视角对于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何助益?

  葛兆光: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西”置于对照的位置同论,如中体西用、中西对比等,但我认为,如果只从西方这样单一的背景来认识中国,未免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西方也包含很多国家,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并不能一概而论;同样在东方,也有很多国家、族群和文化,差异性也很大,如果能通过中国周边如日本、朝鲜、印度、越南等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是也能让我们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自我认知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自我想象认识自己;第二阶段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认识自己。现在,我们希望进入第三阶段,借助更多的“镜子”来认识自己。

充满禅意的国学修行剧《功夫诗·九卷》。张晓理 摄

  这是我2007年提出来的设想。当时这个设想得到了很多响应,也推动了近年来中国一些研究的开展,如果研究不再就中国论中国,这是一个进步。

  但事实上,我们对周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了解仍然很不够。我们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通过他者的眼光、多样的角度、复杂的资料,来重新认识一个过去可能被遮蔽的中国,结合我们自己的认知,才能形成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全面知识。而在这个基础上,来自中国史学界的视角,也许就能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视角,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一个更加客观完整的世界认知。(完)

  受访者简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 Paju Book Award(韩国,2014)、第二十六届“アジア·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第八届“香港书奖”(香港,2015)、第三届思勉原创奖(2015)、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7)等。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