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魔都云雀》系列作品聚焦百年上海家族故事。看过您多次提到的“江亚轮”海难。这起海难事件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你想表达什么？
贝拉：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祖祖辈辈都是宁波人。我从小就经常听亲朋好友提起我外公是“江亚轮”海难幸存者。为纪念我的外公郑东昇与“江亚轮”号所有遇难者与幸存者，我一直想以文学来记载这段悲情史诗，还原一些我在史料里获取的讯息。因为这是一幅世代宁波人永远抹不去的历史惨痛画卷。即便那一刻恍如世纪末日，太多的不堪；但还是有好几位勇敢的船主命令船员把满舱的橘子、将一头头活猪死命推下翻腾的海浪里，以腾出地方来救人……尤其难得的是一位六岁的外国孩子亚瑟获救，就是后来移居加拿大住在圣劳伦斯河的那位岛主。
记者：面对76年前故乡的这起灾难，作家的使命是什么？
贝拉：以文学拨开历史迷雾，奏响“江亚轮”海难的世纪挽歌。记载每一道闪光的瞬间，挖掘人性的光辉，让人道主义精神穿越时光而永恒闪耀。
记者：沉船的原因都说是一个世纪之谜，永远沉入了海底。你有什么新发现？
贝拉：不是新发现，是通过在海内外阅览大量相关中英文资料后可以确认流传的那些版本中有一个是非常靠谱的。而且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多伦多遇见一位来自台湾的忘年交，他当年就是国民党上海海军上校，他对我妈妈提到这起灾难时一直在摇头叹息。导致惨案原因就是1948年12月3日清晨，一辆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在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在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途经吴淞口外上空时，机上悬挂的一枚近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导致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记者：除了您外公的经历外，还有其他亲朋好友在船上吗？
贝拉：太多了，远亲近邻都有，有幸存者，更多的是罹难者。我舅妈王宝娣不久前还在跟我讲，她有个亲戚一家三口也在江亚轮上，发生爆炸时这对夫妇正在甲板上看海，完全有机会被“江利源”获救。但妻子转身奔向船舱去找儿子，而丈夫逃也似地上了救援船，眼睁睁地看着“江亚轮”号沉没……在生死之间，当灾难来临，你会看到人性本身就是冗长的黑夜，所以精神信仰就是救赎，就是光。
记者：你是否非常崇拜你的外公？他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下。
贝拉：我非常崇拜外公与父亲，他们性格各异却都完美诠释了男子汉的高贵人格。好的，我说个外公的故事吧：一天傍晚，外公从亲戚家返回，还没进门就发现家遭到抢劫，粮食都被偷走，连床上的棉袄、被子都被拿空了，幸好储藏室里的备用粮食、水缸里的年糕未被发现。正当他关门时，发现几位身穿破烂不堪衣服的的少年连拖带背在河边准备上小帆船，他大叫起来：孩子们，孩子们，我这里还有粮食，新的大米与年糕，来，我这就给你们送来……这声音如同来自天上的神明，那些抢劫的少年站住了，一动不动。后来，据说其中一位去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一名牧师。我儿时曾不止一次问：“外公，为什么你要善待抢劫的少年？”外公笑笑，却缄默无言，一次都没有回答过。随着我长大，我找到了答案：如果粮食可以救赎迷途的羔羊，还有什么事比这具有更大的恩赐呢 ？
记者：“江利源”号船主张翰庭，这位宁波“辛德勒”船上的幸存者实际人数究竟是543名还是453人？
贝拉：453人是媒体笔误了。确切人数是543人。
张翰庭在这场举世震惊的海难中临危不惧，命令船员们将满舱的橘子抛向大海。在他指挥下不顾危险直接停靠在江亚轮的舷侧，用缆绳铺设生命之路……由于船只的载客量有限，最后“金源利”斩断了缆绳，带着船上的543位幸存者返回上海……
记者：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帧特将一面“瀛海慈航”的红缎锦旗赠予张翰庭，并亲手将“荣誉市民”的徽章别在他的胸前……但之后他的遭遇让世人惋惜。
贝拉：张翰庭的见义勇为绝非一时心善，年轻时代的张翰庭遵从祖上“子孙应以救世救人为本”的家训，从日本留学学成后归国，为杭州光复作出过贡献……在幸存者的心中，“江利源”就是一艘诺亚方舟。
附《魔都云雀》载选
一
距离上船时间还有两小时，郑东昇才在管家凤妹的催促下，与司机一起将两个箱子、一个挎包搬上祥生出租车。
有那么一瞬间，他站在车门前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家的房子，深邃的目光透出一种对时局动荡不安的忧心与茫然。
临上车时他还在叮嘱：“凤妹，要记得把这几张纸条贴在不同地方啊！”
“先生，凤妹晓得了……”她再一次催促郑先生赶紧出发。
国难当头，内战爆发。先生是花了两倍的价钱，托十六铺码头客运襄理的关系，提前两周才买到了12月3日下午4点启航回宁波老家的二等舱船票。那是1948年。这趟轮船是豪华江亚轮。
彼时的上海，由于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导致物价飞涨和抢购风潮，经济陷入崩溃。到了隆冬年底，整个淮海路上的老板小K们，出国的出国，赴港的赴港，返乡的返乡，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道上的商家几乎都已歇业，远近一片萧瑟无声、枯叶满地，只剩穿梭于大街小巷那些无人收留的狗和猫饿得直叫，神色慌张地看着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奢望有谁能给它们扔下些食物。
像郑先生这种不急不忙、临走前还要吩咐这那的绅士太少了。
“先生，侬再不走，大军就要打过来了吆……”凤妹说。
一阵寒风忽旋起一堆梧桐树的枯叶，扑向郑先生与等候着他的车。
先生将棉布长袍的领子裹紧，用手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对凤妹和蔼地说，“侬识多少字呢？我一转身，勿要弄混塔了。侬讲，第一张条子，贴了啥地方？写啥么事？”
凤妹撇撇嘴，红扑扑的脸蛋上一双杏眼机灵一转，像背乘法口诀一样：“第一张贴厨房间，告诉战士，阿拉炉灶是烧煤气的，往右是开，往左是关。打开不点火，煤气味出来要中毒；第二张贴了电开关旁边，告诉伊拉：电灯是照明的，不能点烟，不能烤鞋垫，会焦特，有生命危险……”
先生这才满意地点点头钻进车内，朝凤妹挥挥手走了。
见汽车消失，凤妹疑惑不解地摇摇头。这先生好人做到头了，连被人占用房子的准备都做好了，还教人如何用煤气与电。她气呼呼地将纸条扔到街上，嘴角笑意吟吟，含一丝得意地看着纸条随料峭的寒风卷入枯叶中消失不见。
从淮海中路到十六铺，若道路畅通，二十分钟就到了。但今天车到了外滩就遇到了拥堵。国民党军队的军车，拉着运往台湾的重要物资，一辆接着一辆，横冲直闯，将十六铺码头外边道路堵死。政府的车，军队的车，高级官员的车，一个比一个蛮横，互不相让。最可怜的是拉黄包车的车夫们，夹在军车里面，前进不了后退不得。连一些人行道的缝隙也被封堵了。
郑先生急得嗓子冒烟，这才后悔没听凤妹的话提前出来。眼见车子一动不动，他只好向出租车司机提出，自己走过去，否则赶不及坐船了。
他从车里出来，从后备箱拿出两个行李箱，背着一个挎包，一步一步钻过车与车的缝隙，朝十六铺码头的检票大厅蹭去。
寒风刺骨，十六铺码头拥挤不堪的人群被灰黄的暮霭笼罩，人们提着大箱小包如潮水般涌入船舱，无论是旋梯还是过道都人头篡动，茶水间挤满了乘客，连甲板上都爆满了人群。
到了检票大厅，郑先生发现不对劲，一些戴貂皮帽子穿皮大衣的阔佬和太太们挤在检票口偷偷地往码头客运管理人员的口袋里塞东西。这些人是从北方跑到上海避难、现在又急于再逃的达官显贵和地方土豪。他们没有票，就用小金条和银元开路。而客运检票员在乱哄哄的拥挤中，根本无法抵御金条和银元诱惑，一眼低垂自己口袋里被装入银元和金条，就假装被冲撞摔倒，倒下时不忘捂紧口袋……行贿者一家老小呼呼啦啦趁机闯入票闸里，连跑带颠地奔向轮船。
郑先生好不容易挤到检票口时，离开船时间还有二十五分钟。然而，由于检票口的失控，等他匆忙赶到江亚轮舷梯，迎接他的是黑压压人头与几百个坚如城墙的后背。他们挤在窄窄的舷梯旁，将维持秩序的客运检票人员推到一边，拼命朝前使劲。已挤上舷梯的人，回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自己的亲人快点快点……
“江亚轮”号是一艘客货混装船，1939年由日本神户制钢播磨造船厂为“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建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该船作为补偿上海招商局在抗战中沉船封港的损失交给他们营运。江亚轮原设计可载1186人，后经改装，可载客人数2250，并增添了豪华房与餐厅。但今天这阵势至少三千多人已上了船，近千人正在登舱。超载的人都是没票的，其中不乏富贵逃难者。
郑先生高举着自己的船票，大声地呼喊着：“我有票我有票！”，试图让船警和客运人员帮助自己登上舷梯。但是，没有用。像他一样有票的人还有几十个，都在争先恐后登舱，其中拖家带口有船票的只能被挤到一边。
郑东昇试图冲撞那些堵在舷梯前面的后背，但是，他身穿棉厚长衫，瘦削而斯文，怎么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肩膀去硬扛那些北方的妇孺。就在这时，江亚轮欲起航了。船长拉响了长笛，船尾的锚链开始松动……
平素儒雅的郑先生再也顾不得体面了，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我有票我有票我必须得走！而绝望的人群听到了江亚轮的鸣笛声也似乎不那么挤了，黑压压密集的人群一下子像退潮的波涛散开了，只有已登入舷梯上的人如蚂蚁般在拼命向上移动。
这让郑先生抓住机会，挤到了舷梯旁。他将背包挪到胸前，提着两个箱子，一只脚已踏上舷梯的台阶。
就在这时，他发现脚下有一个孩子的哭声。他本可以抬起另一只脚，迈过那个五六岁小男孩的头，登上舷梯，一溜小跑就可以登上江亚轮。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小男孩近乎于天使般的容颜，满头深褐色卷发，一双幽谷般清澈透亮的泪汪汪眼睛无辜而惊恐地看着他。
居然是个外国儿童！他不由自主地放下箱子，没有一丝一毫犹豫，一把抱起脚下的孩子，仰起头朝舷梯的上方看去，喊着：“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开始用英语叫喊。
船舷边上，一个大胡子外国年轻人满脸通红，冒出豆大的汗，在阳光下如闪烁的露珠，他以几乎绝望的声音喊着：“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郑先生使出浑身之力举起孩子快速地蹬上舷梯，他的双手在不断颤抖，感觉自己快支撑不住了，这时舷梯上面的人听到他的叫唤声转过头向他伸出双手把那个孩子接住了……
郑先生这才如释重负折回，朝着舷梯的底层亦步亦趋。他感到吃惊：刚才举起孩子那一刻完全忘了自己那两个皮箱里有10多根金条与几十块银元，而此刻却急出了一身汗，他踮起脚往下看自己那两个箱子是否在，但因为逆流而动，根本看不到。他侧着身慢慢往下蹭，往往蹭一步退两步。而随着江亚轮汽笛最后一次发出起航的鸣叫，舷梯上的人发了疯一样横冲直撞。
郑先生终于踏上地面，他一把死死抓住那两只箱子，一颗已跳到喉咙口的心随即悬下了。当他转身折回，船舷已缓缓地离开了舷梯。巨轮激起的浪波，冲击着码头的岸边，发出“哗哗”声响。
载着4000多名旅客的“江亚轮”鸣笛起锚，伴随着外滩海关大楼整点的钟响，缓缓地驶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
黄浦江上这艘行驶的巨轮气派非凡，将上海暮色中的万国建筑变成一幅移动的西洋油画。岸边，一群年轻人满眼羡慕，他们追着船呼叫，实在追不上了，就将颈脖上破旧的围巾取下来挥别……
船上的人们更是兴奋欢呼，那位大胡子外国青年紧紧抱着自己的儿子站在甲板上朝着码头的方向使劲地挥手：See you Shanghai.
这时，一片斜阳划破阴霾与云雾，瞬间把船只照亮，船舱与甲板上一张张紧挨的脸庞神情各异，大多呈现一种难掩回乡的喜悦表情。十多个小时之后，迎接他们的将是宁波三江口天主教堂的悠扬钟声以及晨曦中码头周围小贩们兜售黄鱼鲞以及宁波汤团、年糕的叫卖声，然后他们就能见到久别的父母妻子与雀跃的孩子们，享用久别后第一顿早餐。
郑先生望着渐渐远去的巨轮，稍稍有些失落与沮丧。与老家音讯又通不上，该怎么办呢？
他所做的举动，被维持秩序的船警和客运人员看在眼里。那个老乡襄理，走过来帮郑先生拿起箱子，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郑先生义薄云天，救民水火，我请示经理一定给你免费改成明天启程的一等舱票。来，这就带你去票务处。
他们边走边聊。
“那对外国父子也可怜，已去过几趟宁波了。”襄理说。
“为什么呢？”
“去找那个小男孩亲生阿姆。那宁波小娘读过私塾，会讲简单英语。在上海虹口一家犹太人西药房打工。一年后跟店老板儿子珠胎暗结，生下小卷毛后就不辞而别了，毕竟这是大逆不道啊！”
“那找到她了吗？叫什么名字？”
“没找到，女孩到上海后改名换姓，谁也不知她真名。小伙痴情啊，对他们民族来讲，母系地位很重要，所以千方百计为小孩找母亲。那宁波小娘应该早嫁出去了。”襄理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接着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去找了，他们全家下周撤离上海，去耶路撒冷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