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袁岳：价值观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吗？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 题：价值观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吗？

——专访耶鲁世界学者、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

作者 刘立琨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会谈中，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实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近年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虽然价值观有差异，但正因如此，中美之间才更需要对话、协调，并利用好差异产生的互补优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价值观外交”的再度兴起

“价值观外交”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苏联成立、美苏冷战、抗美援朝、亚洲再平衡和印太战略提出等时期，这种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进而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的外交手段就曾出现，也一度导致部分国家间关系紧张。

“近几年，部分西方国家领导层再次出现类似的外交主张。”袁岳说，根据欧美国家的民意调查，近年来欧美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明显下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政治家、媒体、学术精英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期望挫折”心理。

“然而，如果对比中美两国民众的感受，在认同本国发展方向、认可生活质量的改善、认可公共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对自己与全社会发展的信心上，过去20多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普通人对所获优化生活质量的机会、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品质的满意度十分稳定。”袁岳说。

袁岳表示，中国连续多年实现经济增长，用全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全国发展竞争力，用公民满意度检验官员的服务意识，用反垄断等措施约束扩张型资本巨头，有效营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

“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国家及其民众也许不会对中国的飞速发展产生过多的危机感。”

国与国之间的理性平衡

然而，价值观及其差异并非国与国外交关系导向的唯一决定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并非价值观差异，二战期间英美也同样可以和苏联并肩作战。”袁岳说，这一点也可在今日的国际外交事务中窥见一斑。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在新书《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中提到，“正义”的观念教导人衡量别人的同等权利，从而约束自己的要求，因此能使理性的人求同存异。国家的功能就是要在永恒对立的力量中谋求理性的平衡，以达成“正义”的目的。

放眼全球，和平共处、一视同仁理应是国与国之间公认的交往法则。所有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共同享受国际法规给予的权利，并履行应尽的义务。但在现实中，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与国之间摩擦不断。在袁岳看来，其原因正是部分国家将本国利益置于这一法则之上，而美国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1922年，英国学者伯特兰·罗素曾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中写道，他国若触犯美国利益，或与美国所持的偏见有出入，无论秉持开明自由原则还是人道主义精神，都无济于事。袁岳认为，多年来美国已习惯将“美国优先”作为与他国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

他举例说，中美都强调各国要“秉承国际法规则”，但二者做法却截然不同。中国一向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规则、区域性国际组织中大家达成的协定和共同宣示、双边国际关系中的条约与规则宣示等。

“一个国家在外交中的角色不应因实力高低而有所区别。中国并不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是维护者。”袁岳说，“而美国把与盟友商定的规则作为其所认定的国际法规则的组成部分；对并未加入的国际组织与协定所定的规则，也以规则的解释者与推行者自居，充当‘世界警察’，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双标’行为。”

从“冲突”中求取历史进步之“合”

由于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的清晰与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逐渐将原先的“防御型”策略转变为“积极进取型”策略。随着中国的崛起，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在少数西方国家流传，但袁岳并不赞同这一说法。

袁岳说：“其实，中国在现有重大议题的既定国际法框架内寻找依据，利用现有规则捍卫自身的利益，只是捍卫方式较其他国家更明确、直接”。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曾表示，“冲突”是促成历史进步的工具，历史的目标是求取终极之“合”。这种关系不仅适用于国家与个人，也可用于国家与结社组织之间的关系。

根据蒲鲁东的说法，历史的目的是要把利益、功能日趋分化的个人与群体间的差异进行有技巧的处理，使每个不同因素都能对渐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发挥最大贡献。

国际交往行为模式的调整，正是中国带给美国的适应性挑战。袁岳表示，如今中国的外交、贸易策略、安全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需要与发展中的经济利益、技术利益、安全利益相匹配，进而也就有更多主张需要表达，利益边界及利益保护举措也必须申明。

“价值观有差异未必是坏事。很多人认为中美摩擦不可避免，也会有多方面的具体竞争场景，但其实并非如此。”袁岳说，不同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都是“地球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国家之间应以差异产生互补优势，并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增加接触、沟通和对话的机会。

在袁岳看来，中国试图突破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长期被压缩的局面，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利益所在，更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的利益，而这也将是全球未来发展趋势所向。“很多西方国家也许不适合采用中国的抗疫模式，中国的土壤也不适合西方政治运作机制的生长。但无论是气候变化、防核扩散，还是助力全球抗疫、扶贫发展，甚至保证全球网络安全、军事安全，都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袁岳说，正因为价值观不同，国家之间才更需要对话、协调，并设定健康的互动规则。(完)

受访者简介：

袁岳(Victor Yuan)，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黑苹果青年YES理事长、耶鲁世界学者、美国Aspen学者、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舒勒学者，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独立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