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哈佛大学宋怡明：东西方之间存在“文明的冲突”吗？

中新社华盛顿12月5日电 题：哈佛大学宋怡明：东西方之间存在“文明的冲突”吗？

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著名明清及中国近代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十几岁的宋怡明机缘巧合来到中国教授英文，在特殊时期的这段特殊经历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他开始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先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走上了一条研究中国的学术道路。其间，宋怡明多次到访中国，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著有《实行家族：明清家族组织研究》《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等。

近日，宋怡明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回顾了他与中国的渊源，也分享了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作为一名西方的中国专家，宋怡明认为东西方之间并不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东西方社会、民众之间的共性远大于不同。宋怡明相信，“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相通的东西远远超过因为我们出生地不同而带来的不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加拿大人，如何产生对中国的兴趣并决定将研究中国作为毕生事业？

宋怡明：我一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刚高中毕业，想要去国外做点有趣的事情而不是直接读大学。我尝试在全世界寻找机会，写了几百封信，最终幸运地获得了在武汉教英文的工作。于是，只有17岁的我来到武汉，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处在惊人变迁之时，空气中洋溢着强烈的兴奋之情，我被深深吸引了。当时的我并不会讲中文，拿着一本新华字典，通过徒步、搭便车、坐卡车等不同方式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我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兴趣，想要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变迁。在我回到加拿大上大学后，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决定研究中国历史。

对我而言，将研究中国作为事业并不是有意的计划，只是我非常幸运在中国经历变迁的特殊时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所有的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到，博士期间最重要的一段学术经历是来到中国福建农村做田野调查。为什么对您而言这段经历如此重要？

宋怡明：当时为了收集材料，我来到福建，住在当地村庄的祠堂里。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去到历史发生地的重要性。通常历史研究者都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做研究，而如果来到历史真实发生的地方，会对历史如何发生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体会一直指引了我之后的历史研究工作。

从个人层面而言，在中国农村跟这些农民住在一起、一起吃饭、喝酒，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和他们的历史，让我跟其他中国学者(相比)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和视角。从跟他们的日常聊天中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他们的兴趣、关切，面临的挑战等。这对我个人有着深远影响，加深了我对现代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兴趣。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过，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更倾向于从微观视角探索宏观问题。您觉得中国普通百姓自古以来的特点是什么？跟西方有什么异同？

宋怡明：大部分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都是通过贵族、上层社会或者国家的视角。当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待历史时会有非常不同的样态，所以我一直致力于通过微观视角研究历史。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本质是搞清楚在那个年代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思考、作决定的，并且意识到与现代人的不同。实际上，当这样比较的时候，我发现古代的人们和现代的人们没有那么多不同，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之间也没有那么多不同，大家在本质上都有着同样的人性。这也正是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当我们研究生活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当中国人研究欧洲古代的人们，当大家今天研究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时，都可以发现这种相似性。

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关于明朝的军户制度。这些军户每个家庭需要派一个人去参军。我们可以把参军当成交税，军户需要参军，他们愿意交这个“税”，但他们也想采取措施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实际上，他们对于参军这种“税”的想法跟我本人看待交税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希望知道我要交多少税，不想交多于需要的税，我希望交的税是公平的。当然，我现在给美国政府交的税与明朝永乐年间军户派人参军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跟我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

在我看来，不同文化的人们尽管讲着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环境，但本质上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文化、文明是由不同传统塑造的，但这些传统并不是自动地影响我们的选择和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不完全受传统控制。归根结底，人性是相同的。

中新社记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观点认为，未来全球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您认为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吗？怎样增进不同文明间相互了解？

宋怡明：简单地回答是不是的，我认为文明冲突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亨廷顿是很好的学者，但对于文明冲突论，我认为是基于对社会如何运转的根本性错误认知。人类社会当然存在冲突，但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寻求不同东西，显而易见证据是不足的。一种文明并不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行为方式。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列举了几种文明间的冲突，其中一个是在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美国确实和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些群体存在冲突，但不能说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与美国、西方价值观存在冲突。当今社会的很多差异与不同国家最近几百年的做法更加相关，我不认为这些差异是历史性的、文明间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职业的意义就是让美国和英语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我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没有根本障碍，但这只是从乐观角度看待人性的结论。事实是，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通常会感到害怕并且给予负面回应，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一直支持民间外交，也非常相信只要人们可以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想说我现在的很多学生，如果他们去到中国，会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之后在美国成为商界、政界领袖，他们的中国经历会有利于美中关系发展。这种人文交流在当下有意义，对未来同样有影响。

中新社记者：费正清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专家之一，曾经在让美国社会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会在增进中美交流中扮演怎样角色？

宋怡明：在当今时代，费正清研究中心可与各领域的专家合作，让政界、商界、科技界等人士更好地了解当前的中国。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让政府意识到学生学习知识是有益的。无论美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美国，对于两国而言都是有利的。第二，我们可以作为两个社会之间中立的、科学的、客观的观察者，这对于美中都适用。当美国学者讲述某些关于中国的议题时，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政府，而是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像包括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内的很多中国研究中心都面临同样的艰难境遇，一些中国人会认为我们代表美国政府，一些美国人则认为我们受到了中国政府影响、代表了中国的观点。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关键时期。今年，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被拒，包括哈佛等名校学生。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宋怡明：当前美中在教育领域的关系处在关键时期。双方学界间的交流遭到了阻断，中国主要由于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措施，美国则是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在管理知识产权、敏感科技方面应该做得更好。针对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等就拒绝签证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希望美中两国关系可以改善，我们之间在很多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包括气候变化、经济繁荣等。我们需要寻找改善关系的途径，我相信教育在这其中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完)

专家简介：

宋怡明196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擅于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史。宋怡明早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期间他先後到台湾大学以及厦门大学访学。之后，宋怡明先后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200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其著作包括《实行家族：明清家族组织研究》《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