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译家言|杜萍：《西游记》的译介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带来哪些启示？
中新社广州12月17日电 题：杜萍：《西游记》的译介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带来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郭军
百余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域外广泛传播。《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如何发展？有何特色？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和借鉴？《<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作者、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杜萍副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发展情况，有哪些代表性译本，各有何特色？
杜萍：《西游记》来源于玄奘赴印度取经的真实历史，故事本就离不开世界文化传播交流的范畴，带有跨文明、跨文化的特点。在《西游记》成书前，玄奘取经的故事早已传至海外。《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比东方大概晚了一百年，从传播路径和特点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译文，可追溯到1895年。主要以片段译文形式出现，翻译主体是一些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
第二阶段是英译单行本阶段，主要是百回节译本或选译本。有三部译作较出名，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译本《猴》(Monkey)在当时西方流传最广。遗憾的是，其对原著作了大幅删减，只有三十回。这与译者所处时代背景及翻译目的有关，韦利追求可读性高于准确性和艺术性，导致原作部分文化意象在翻译中失落。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西游记》的译介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美籍华裔翻译家余国藩和西方翻译家詹纳尔的两个全译本，二者各有特色。余国藩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名著介绍出去，多用“异化”的翻译手段，较尊重原著，对原著中的文化意象作了较多注释，即“深度翻译”。其优点是受众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缺点则是读者阅读不停被打断，缺乏流畅性。詹纳尔则更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作流畅性，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段，一些文化意象如不好传递或不符合西方受众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在翻译时就被省略或转译了。
《西游记》的学术研究与译介相伴相随。早期主要是一些介绍性文章和书评。其后研究内容和形式趋于丰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译本出现，对《西游记》研究更系统，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视角更独特，方法更多元。
中新社记者：请举例说明，《西游记》里中国传统女性、神魔等形象在翻译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何变异？如何看待这种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误读或变异？
杜萍：在跨文化传播中，原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最初是语言层面，其次是文化层面，因为东西方文化模子不同。
比如，韦利在译本《猴》中对女性形象作了很多不同处理，这跟作者的翻译目的有很大关系。韦利翻译时正处于二战期间的伦敦，英国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人们期待出现英雄人物拯救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丝精神慰藉。韦利是和平爱好者，而《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正契合了当时英国民众的精神需求。韦利翻译《西游记》的初衷，就是要把“猴”这个形象带给英国。为突出这一形象，《西游记》一百回，他只选译了三十回。《西游记》中很多女性形象非常精彩，“九九八十一难”中很多“难”都是女妖造成的，但为突出孙悟空的英雄形象，韦利只选译男妖为主角的三“难”，因为只有这三“难”中，孙悟空几乎都是靠独立战斗获得胜利。因此女性形象在韦利译本中其实没怎么呈现或只是配角。
由于翻译目的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对外传播产生变异是必然的，因为翻译本就是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受多种因素影响。比较文学现在多关注变异，注重译本和原著的不同，因为这反映出一些深层文化历史的内容。
中新社记者：《西游记》在英语世界改编情况如何？
杜萍：《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异域旅行，随着媒介和语境变迁，以不同面貌呈现。从小说译本到儿童文学，从印刷文本到电影文本，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中，儿童文学改编几乎与《西游记》译介同时发生。这种改编，从翻译的角度叫re-writing，是一种跨度和变异程度更大的翻译形式。《西游记》大量译本都以儿童文学形式出现，如《美猴王》《石猴》等。主要是因为孙悟空的“人性”表现为“童心童性”，契合儿童心理需求。
其次是影视改编。随着媒介技术和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西游记》从文本译介发展到影视改编。文本形式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影视改编这种非文本形式无疑扩大了受众群体。影视改编跨度非常大，一些影视作品只保留了原著里的符号形象，而故事则已面目全非。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西游记》的译介发展，对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有何启示和借鉴？
杜萍：一个民族的文学既是该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文学与文化密不可分，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排头兵肯定是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尤为重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藏，也是世界的财富。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正发生激烈碰撞和交融。对任何一种文学，都应有包容开放的心胸和敢于直面“他者”的眼光和勇气。如此，在异域视野下，我们才能进行“镜像式”反观和反思，倾听不同声音，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从而真正实现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平等对话，进而互为镜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随着国际交流进一步深化和中国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也在提升。此背景下，近十年来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世界如何更好地被理解吸收？
杜萍：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不能“一厢情愿”，不仅要有自己的态度和办法，还必须得到对方的接受和认可。否则“走出去”就成了空谈。中国古典文学要真正“走出去”，最重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了解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二是翻译，翻译目的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态度，包括对译文的处理等细节。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难度更大。
现在我们对翻译持更包容的态度，以前讲“信、达、雅”，现在讲“创造性叛逆”和“戴着脚镣跳舞”。一方面翻译要忠实原文，另一方面译本对原著是一种阐释，因为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东西方文化本就不相同，再加上作者和译者所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不同译者教育背景不一样，其翻译目的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不仅研究译作和原作相似之处，还研究其差异。
此外，还要注意作品的国外传播途径。面对受众不同，翻译策略和目的就会不同。
长期以来，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中国文学一度患上了“失语症”，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比较边缘。随着这些年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把更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去。(完)
受访者简介：
杜萍，女，无党派人士，1978年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美国佩斯大学访问学者。教学专长：商务英语、英国税法。复合型教学师资，ACCA英国税法全英授课的师资培训师；广东省商务英语特色专业负责人。学术专长：比较文学、翻译学。曾在A&HCI、CSSCI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以及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